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1935—1939年
在技术问题上有个小插曲——德国说谎的作用——同鲍德温先生和首相会面——陆地和空中——鲍德温先生发出邀请——空中防御委员会——一般性原则——我们取得的工作进展——雷达在进步——无线电和沃森·瓦特教授——蒂泽德的汇报——海岸上布置的雷达网络——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网络——“齐伯林伯爵”号于1939年春飞临我国东岸——区分敌我的装备——1939年我到马特雷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交流——海军的空中部队——建造新的战舰——大炮的孔径——舷炮齐射时产生的后坐力——炮塔有多少——1936年8月1日我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结果不太好——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我们现在需要讲讲技术方面的事情，这对我们将来的安全会产生重要影响。为了讲起来比较全面，从现在到开战的四年时间都会在这一章中集中叙述。
在空军方面我们失去均势，希特勒的野蛮欺骗就更容易得逞了。要是我们行动的及时，在德国破坏和约的时候，建立起一个比德国强一倍或者一半的空军，那么未来就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那样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我们若是能有同德国实力相当的空军（这当然不具有侵略性），国防问题也不会如此困难。要是那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在外交方面也可以有更多的便利，还可以进一步壮大空军势力。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空军的均势。我们为空中均势做的所有一切都没能成功。飞机在上一次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现在，人们把飞机当成了非常有力的军事力量，仿佛它具有某种魔力。大臣们必须考虑到，若是德国独裁者同英国开战，那么在伦敦会发生多么可怕的情景，屠杀、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想到这种情况的，当然不只是英国，其他国家也会受其影响。我们的这种考虑对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意义，其带来的结果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1934年夏，林德曼先生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他说在防空研究的科学成果可能会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一年的八月，我们提醒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一点，也促使空军部的官员关注这些。我们在9月份从戛纳前往埃克斯累班，并同鲍德温先生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得知他对此事非常关注。我们提出要求，请高级机构负责对此调查研究。回到伦敦后，这件事暂时无法进行了，因为空军部的经费困难。1935年初，由科学家在空军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未来的发展。我记得鲍德温先生根据空军部的意见于1933年发表了一个演说，人们对这次演说印象很深，他说空中防御几乎是无法做到的，“防线根本拦不住轰炸机。”因此我们对空军部成立的委员会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认为空军部不应该再担负这个责任，而是应该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这样，委员会就由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负责，也就是政府的各位首长将监督和管理它的活动，这样必需的经费就能解决，不会没有保障。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此时跟我们保持一致，对此问题我们一直向大臣们提出建议。
麦克唐纳先生在2月召见了我们。趁此机会，我们向他提起了这件事。我们之间在原则是上一致的，我把这个问题的和平意义讲了一下，首相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我说空袭会让平民突然遭受灾难，如果能排除这种计划，将会让全世界的恐惧和担忧都减轻。麦克唐纳先生此时的视力已经非常差了，他用迷茫的眼神看向窗外的皇宫广场，向我们做出了保证。他说自己已经计划采取强硬的态度，应对空军部的阻碍。空军部对来自上级部门或者外部的干预感到非常厌烦，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什么也没做成功。因此，我于1935年6月7日，在下议院把该问题指了出来。我说：
这个问题是有范畴的，虽然从它的性质考虑属于科学领域。可是它需要使我们能从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这就涉及发明、发现和使用新的方法，让我们能在地面控制天空。当然必须能在地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飞机进行控制或者支配。……凭我的经验，科学当然能提供帮助，只要军事领导和政治人员能把需要描述清楚就可以。在搜捕潜水艇的问题上，人们开始...
唯独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才开始接受和追逐一种想法，就是为了逼迫敌国投降，而卑鄙地采用恐吓没有武器的平民、杀害妇女和儿童的手段。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要面对的问题。要是发明了地面装置，能轻易就击落轰炸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安全的。在距离下一次战争灾难越来越近的日子里，每个国家都能因此而感觉更安全，那种让人焦虑难耐的害怕和担忧也会减轻许多……我们担心大城市里的居民被攻击，就这点来说，全世界中英国最容易受到伤害。我们担心船舶修造厂和各种设备受到攻击，我们的国防力量中的主力就是我们的舰队，不能因此被摧毁和破坏。所以这个问题不仅对消除全世界的担忧有益，而且能对于消除战争最糟糕的原因也有益。对英国来说，我们也可以使我们这个岛国恢复从前的安全。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应该反复地、仔细地加以考虑，充分利用英国的科学研究，并运用我国所能承担得起的一切资源来支持这个工作。
第二天内阁发生了变动，在上一章我们提到过，首相由鲍德温先生担任。伦敦德里勋爵离开了空军大臣的职位，改由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不久之后就成了斯温登勋爵）担任。一个月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在下议院的吸烟室里，鲍德温先生过来，他坐在我身旁对我说：“我有一个建议。希望你能加入到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的防空委员会，我和坎利夫·利斯特都是这样想的。”我表明我对空军战备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我必须拥有行动的自由。他说：“当然了。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只要替委员会保守需要保守的秘密就可以了。”
我要求把林德曼也纳入到技术小组来，因为我需要他。几天以后，首相写来一封信函：
1935年 7月 8日
我很高兴你同汉基见过面了。我想你的来信中表达了你愿意加入委员会的工作中来的意图。
我很高兴。我相信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研究中，你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你当然可以拥有空气一般的自由（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说），对于政策、计划和所有空军的普遍问题，可以随时提出讨论。
我邀请您，并不是让你以后不能随意发言，而是对你表示多年同事的友好。
在后来的四年中，我可以参加那些会议了。我也因此对至关重要的防空工作有了细致的了解。在这几年中，我和林德曼经常讨论得非常深入，由此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上任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开始拟定备忘录，这份为委员会写的备忘录中包含非官方的资料。那些资料是我和林德曼研究和讨论过的问题，我自己的军事理解所得出的想法和知识也纳入进去。其中针对1935年7月的情况，我提出了一些看法，正是由此这个文件才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想到无线电可以用于为轰炸机导航，所以训练大量的飞行员就面临着困难。人们当时还普遍认为如果夜间需要大量飞机飞行，就要有领航的几架轰炸机长机。在英国还没有陷入的生命危机这四年里，在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轰炸机有了无线电导航，能很容易找到轰炸的对象，这样，技术上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我在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东西就被更有用的方式替代了。我在职的时候，做了很多实验，其中有一部分实验并不是很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谦恭的态度提出了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的时间临近，我写得很仓促，但仍希望对于我们一致的目标能有所帮助。
一般在战术上和技术上能起到作用的事情，势必也会有反作用。因此空军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必须告知科学家们。用于作战的飞机必须设计得符合要求，才能使我们的计划顺利实施。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德国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须提前做出这样的设想。
如果战争爆发了，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大陆盟国的军队参战，预计需要两周可完成此项工作。如果机械化和摩托化的部队入侵，势必会影响和妨碍这一工作的开展。对于军队如何集结和布防的问题，德国、法国的参谋部也都会集中考虑此事。战斗打响的最初，谁也不想明显落后于对方。我们希望德国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的海军实力还很弱，在波罗的海尚不能称霸，他们的重炮威力也还不够大，毕竟在这样的战争中海军和陆军能起到关键作用。想要建立起海军、造出重炮、训练官兵，几个月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至少要花费几年的时间。
鲁尔是德国军火工业的主要基地，可对方很容易就能轰炸这里。德国肯定已经考虑到很多军事应用的物资即将无法正常供应（如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它还必须在波罗的海取得制海权，否则它的钢铁供应也会不足。它当然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能力，尚不具备发动长期战争的力量，它要把这些困难一一克服，因此正在积极努力。德国的一些工厂已经从边境迁往内地，正在生产合成汽油，囤积储备物资，赶造人造橡胶。以此情况看，德国在1937年或者1938年之前，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海陆空同时作战的战争要打好几年，并且从目前看，德国几乎不可能有盟国。
英法两国在这样的战争中的任务，首先是破坏敌方的交通，比如炸毁铁路、公路、桥梁（莱茵河上的、公路和铁路上的），还要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弹药库和驻扎地；其次是炸毁那些能侦查到的军工厂。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对这些目标进行攻击，毫无疑问，只要军事行动开始了，敌方也会因此用同样的方式打击我们，若是不如此，那么法国的军事行动就会畅通无阻，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中占领上风。德国空军原本的任务是对英国和法国的平民进行恐怖空袭。如果遇到上面这种情况，力量就会被分散而显得不足。
即使情况大致如此，但是我们还要做充分的考虑。在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时候，德国不免要使用袭击城市的战术，像伦敦这样的城市难免会遭到袭击，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难免在抗击的意志上经受考验。另外，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造船厂和伦敦港会成为重要的进攻目标。如果我们做比较坏的打算，不难想到德国方面会考虑用猛烈的空袭，可能几个月或者几周的时间就会迫使一个国家投降。德国人的思想深受恐怖心理战术的影响，不过我们不讨论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的问题。如果德国政府确有此意，在盟国动员和准备进攻期间，动用空军袭击大城市，屠杀平民，逼迫一个国家求和。那么德国在作战初期肯定毫不犹豫地使用空袭战术。如果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出现隔离带，那么英国必然在这种攻击之下付出巨大的代价。英国进行反击的主要方式只有两个，一个是空袭报复，一个是海军封锁，可是封锁以后，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如果我们能防止或者减轻对城市的空袭，用“恐怖心理”击垮我们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这不过是一种假设）。战争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海军和陆军。我们对空战越是小心防范，越是能实现对单纯的空战进行遏制的目的。
我还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当时是1935年，到能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时，这中间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我们在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公开的。我对政府其他部门的攻击和批评并没有停止，可以说仍是相当猛烈的。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们对此早就习惯了，假如两个人政见上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对于个人的友谊则一点也不受妨碍。然而科学家并不是这样，他们有强烈的嫉妒心。1937年，林德曼教授和技术小组的科学家有了分歧，而且很严重。我和林德曼教授来往密切，他的同事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的同事也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集体意见应该并且只能由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向委员会提出和说明。就这样，林德曼被请退了。他拿出一些事实以供我讨论使用，这非常有益。这本是我们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础。现在他走了，考虑到大局的利益，并征求他的同意，我继续在委员会工作。后面会写到我于1938年又让他复职了。
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30年代有相当多的人想到利用无线电波探测金属目标（飞机）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雷达。那时候我们叫它无线电测向器（R.D.F.）。它可以让人不用眼睛和耳朵等感官而是利用反射回来的电波侦察靠近的敌机。这也是它的主要用途。空中有一层可以反射电波的电离层，大约距离地面有七十英里高。有了它，电波在太空中才不会消失。无线电通讯也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能实现。这几年中，英国的科学家，特别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对这项技术进行研究，他们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后，再接收它的返回波。
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在政府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2月，他首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波来侦察敌机是可行的。他提出进行试验的建议得到了小组的重视。人们当时的普遍观点是，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研究出侦察有限距离内（五十英里）飞机的技术。1935年7月5日，防空委员会举办了第四次会议。我第一次参加该会议。在会上，蒂泽德做了报告，专门讲述无线电定位的问题。最初级的实验已经完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进行下一步实验。军事部门的相关单位接受了制定计划的任务，于是又一个专门机构产生了。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将建设一些相关的试验站。另外用雷达侦察船只也是可能的，这也要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在南部海岸线已经建好了试验站，且已经装备好，具体实验只能在秋季进行。建筑情况在夏季的进展十分缓慢，电波也被敌方干扰。空军部在1937年7月提出了计划，防空研究委员会同意投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用于1939年年底之前建设试验站，计划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二十个站。这期间，实验并没有停止，依然在对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进行侦察研究。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能侦察到在一万米高空飞行的敌机，不过范围在三十五英里内才能检测到。在侦察船只方面的研究也有进展，实验证明在九英里内可以侦察到船只的位置。在近洋舰队已经有两艘装备了监察飞机的设施。实验仍在继续，这些实验分别在高射炮射击指挥、探照灯定向、飞机测距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到了1938年12月，计划的二十个新站中有十四个已经装有临时设备。三十英里内的舰艇方位是能够测定的。
1939年的海岸线已经建成了雷达网，这是空军部用比较长的无线电波（十米）建成，如果海面上空六十英里内有飞机飞过，我们是能够发现的。战斗机司令部的空军中将道丁先生主导建立了电话网络。这个复杂而且精密的装备能把所有的雷达站联系在一起，阿克斯布里奇设有中央指挥站，能观察飞机的行动。大地图上可以做出标示，这样我们自己的飞机在战斗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指挥。“敌我识别装备”设计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区分我方的飞机和敌人的飞机。后来这种长电波无线电站在侦察海面低飞的飞机时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又增设了一组无线电站。后来补充的就叫“低空侦察连锁站”，它发出的电波很短，只有一米半长，主要用来侦测近距离的飞机。敌方的飞机只要进入内地，我们就可以用皇家观测兵来侦察它了。观测兵只要用眼睛和耳朵就能观察到，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以后，效果就明显了。我们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可仅仅能观测海上的敌机远远不够。我们虽然可以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得到警报，但是我们还要想办法追击在我国领土上空飞行的敌机，这样我们就需要飞机导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又建了“地面截击导航站”（G.C.I.）。在开战的时候，我们仅仅完成了初步的设计。
德国人也忙得不可开交。1939年春，从英国东岸飞来了“齐柏林伯爵”号飞船。德国空军的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想侦察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他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接收器，但效果不好没能成功。如果上面装的接受器接受效率更高的话，德国人就会发现我们有雷达，因为“齐柏林”号会接受到我们的信号，显示我们的雷达站在工作。我们观察了它的活动，猜到了它的目的。若是德国接收了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令人吃惊，他们的雷达技术已经很先进。他们造的雷达系统在技术上效能很高，有些方面比我们强。不过有一点会令他们感到惊讶，那就是我们的规模很大，新发明已经在实际中应用了，并且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防空系统。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领先于任何国家。英国的设备并不领先，但是实际效用很大。1939年7月11日，防空委员会研究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那时候我们在朴次茅斯到斯科帕湾之间建成了二十个雷达站。我们可以监测到五十至一百二十英里范围内的飞机在一万英尺的空中飞行。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效果很好的反干扰器，还有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也投产了。我们还研制出了一种实验装置，把它装在飞机上，就可以为追击敌机导航了，我们已经试用了这个装置。在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实验装置的重量和体积都比较大，无法在飞机上使用，于是我们把它交给了海军部门，看是否能装置在船只上使用。
有件事情需要讲一下。1939年6月，空军大臣请蒂泽德爵士带我去视察东海岸的各种设施，我们乘坐一架极其简易的飞机飞了一天。我把视察的结果报告给了空军大臣。下面就是我的印象，从这里，我看到了我们开展的雷达工程的概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在蒂泽德的陪伴下，我视察了马特雷斯汉和波德塞。这次视察让人备受鼓舞，我感觉很有趣。我想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也许有些帮助。
我们的这些无线电测向站至关重要，最好加以掩护。我最初想用比较少的资金建立伪装站，数量在两倍到三倍之间。不过我考虑了一下，觉得烟幕更为合适……
这个新装置虽然精妙，但也有一个弱点。当敌人的飞机越过海岸线后，就进入了无线电测向站所不能检测的地带，那时候就只能依靠观测兵了。虽然我听闻观测兵也很有效，可这种情况就好比从二十世纪中叶突然回到了旧石器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迫切需要用无线电测向器追踪进入内陆的敌机。不过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让无线电测向站转过头来，观察内陆的上空，而且这只有在战场混乱不堪、非常拥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对海军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它的测距功能。在海上，无论能见度是什么水平，都能攻击敌人。如果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进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我们能在大雾中看到敌人，那么战斗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可是海军部对这样的实验并不感兴趣，这令我费解。蒂泽德也表明若是能见度不成为干扰，无论夜晚还是白天都能准确地发射鱼雷是非常重要的，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很有意义。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件重大的事情早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非常需要做到这一点。
对于海军来说，分清敌我也具有重要价值。识别信号的方式带有危险性，也应该被新方法取代。我想海军对此非常清楚。
最后，我要为已经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我们这个岛国已经因此向最大的安全前进了一步。可惜我们的时间太短了，而且我们需要做的远远不仅于此。
1940年秋冬，我们用鲜为人知的一些设施，击退了德国对大不列颠发起的进攻，在下一卷，我将要说明这些。无可置疑的是，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这次反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在斯温登勋爵和他的接班人带领下，令我们的作战飞机具有了这种难得的加强措施。我在1940年担起了主要责任，当我们依赖空军取胜的时候，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和技术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深入研究，让我这个非军事人员也可以透彻地了解空战的方方面面。对于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虽然从来没有掌握，但是这门学问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了解棋盘上的每颗棋子，当有人跟我谈起的时候，我能完全理解，也知道如何运用它们。
这几年中，我跟海军部也有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1936年夏，霍尔爵士接任了海军大臣一职。他同意海军官员们和我自由地探讨海军部的各种事务。我对海军的事情非常有兴趣，当然不能不好好利用这种条件。1914年，我在贝蒂认识了查特菲尔德，现在他在海军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海军上将，1936年，我和他就海军问题开始通信。负责军舰建造和设计的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上将，也是我多年来的好朋友。1912年，我是海军大臣，他是我们海军中最出色的炮火专家。那时候承包人向战列舰提供炮架，在接收的时候需要试炮，我经常跑去看，也非常欣赏他的工作。在这两位官员担任高职位的时候，虽然同我常常意见不合，但是对我却很信任。我虽然经常对他们做了的和没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但是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没有因为工作的不满或者批评而受影响。空军部和海军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海军航空兵到底归它们的哪一方产生了分歧。我同意海军部的建议，我的意见在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于是，我收到了第一海务大臣的来信，他向我表示感谢，并在信中提出了海军政策的所有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来看我，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意见都有道理，他问我的看法怎样，于是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后来英王陛下政府将这个备忘录不加修改的采纳了。[1]
终于，政府决定再次建造战列舰。此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问题尤其重视。1911年到1915年间，这时候的皇家海军，每一艘主力舰都是在我主持海军部期间建造和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仅建造了“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而我第一次在海军部担任海军大臣的时候就重建海军，这个问题在《世界危机》中，我详细地讲述了整个过程，也讲述了设计快速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经过。我使费希尔勋爵的奇思妙想和才能得到了很大限度的发挥。对于军舰的建造，我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转变成自己的思想加以运用。现在，我的见解非常坚定。
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内阁已经通过。我得知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的新战舰需要装备三个炮塔，每个炮塔上装三门大炮，大炮的口径应为十六英寸。条约上有限制，排水量的上限为三万五千吨。只有英国才会坚守这个严格的规定。我和霍尔爵士进行了几次商讨，听到一些不能使我信服的议论。在下议院，我提出一个关于舷炮齐射时产生的后坐力问题：把装有十四英寸口径的大炮和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的军舰进行对比。他们给我提供了以下数字，让我参考：
军舰上装备九门十四英寸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坐力为六点三八吨。
军舰上装备九门十六英寸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坐力为九点五五吨。
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国人准备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装载的十六英寸口径炮模拟得出的，并不是我们的“纳尔逊”号已经装载的十六英寸口径炮的数据。
我感到十六英寸炮的舷炮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我给霍尔爵士写了一封信：
爵士：
1936年8月1日
我很荣幸您能重视我的建议。其中的道理是无需深入考虑的。已经搁置很久的有争议的问题，我也无法进行解释。当前仅有英国再次受到条约的限制，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可是我深信我们能建造装有三座十六英寸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这样火力要更猛烈得多。我们可以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这样比装十四英寸口径炮的优势要大。那些海军人员，甚至每个人都会发现它的存在，象征着海军强大的实力。不要忘了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在大炮的每一英寸中取得的实用效果都比我们大：德国炮塔发射得比我们更远，打得也更准确。巨大的打击力，让舷炮齐射后产生的后坐力也越大。十六英寸口径所发射的炮弹威力也更大，爆炸力远在十四英寸口径炮弹之上。若是能打穿装甲，则可以花些力气在研究爆炸力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关于炮塔的数量方面的问题。若是三座炮塔比四座炮塔的威力更大，那么假设四座炮塔中的每一座是两千吨，就显然太浪费了。若是采用三座炮塔的设计，舰面甲板上的空地就会更大，可用来装备高射炮群，另外也可以装备更厚的装甲，这样就能抵御更强的炮火和鱼雷了。我相信，若是您向部下要一份十六英寸的军舰设计说明图，则会了解到十六英寸炮舰的布局远远胜过十四英寸炮舰，他们当然会向您说明这一点。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会在控制射击和炮弹散射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些方面我是门外汉，可是我认为要想取得更好的射击效果，可以采用四发炮弹或者五发炮弹轮流齐射的设计。
如果我是您，我绝不会同意采用十四英寸的设计。我们的海军坚持建造两艘十四英寸炮的舰艇，而日本和美国则不然，他们坚定地把军舰建成十六英寸炮的，我们的海军犯了大错误。我认为如果推后半年时间，就可以省去一些建造的时间，毕竟用每艘七百万的代价建造的战舰不可能是最强的战列舰。那样做的后果会相当严重。老费希尔常说：“我们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的。”
我们只能把他的话当作一种预言。我此前曾针对所有的事情进行了考虑，否则我不会向您冒昧地提出建议。我会完全遵照您的指示同查特菲尔德谈话的。
对于我提出的建议，海军大臣当然不会反对，我们一直用通信的方式联络，我和霍尔爵士、第一海务大臣都谈过几次话。霍尔爵士于1937年彻底离开了海军部。他走之前，给了我海军参谋部的两份备忘录，关于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各一份。1936年，英国政府批准建造新的战列舰。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因为目前英国经济的原因，在排水量和大炮口径方面都主张缩减，所以现在对于十四英寸口径炮和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问题都还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还不知道别的国家以后会不会打破条约建造违约的战舰，就开始设计“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了。直到1936年5月，这艘军舰的炮塔才开始定造，若是再有所延迟，到1937年4月以后定造，那么我们在1941年是不能有五艘军舰的，而是只能建成两艘。那时候，若是其他国家已经超过了华盛顿条约限制，我们还可以建造1938年设计好的战舰，也就是1942年建成的军舰就可以采用更大的吨位和口径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必须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英寸口径炮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原本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优点也不得不放弃，那么排水量就能提高一大截。结果我们建成的军舰在巴拿马运河无法通过，我们军舰的造价增加了，船坞也要扩大。我的建议得到了海军部的支持，认为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英寸口径炮的军舰比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英寸口径炮的军舰要差。此后，他们设计战列舰时都采用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设计。
这份报告又长又厚，我们对它做了研究。之后，我意识到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必须加入更大口径的炮，此事不可以再耽搁。可是已经决定的事情无法更改。不过我还是为准备工作提出了建议，我认为更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要提前设计出来，所需的工具和设备也要提前准备好，这样需要改装更大口径的炮时，炮厂才能顺利工作，为此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我并不知道，在我和海军部针对战列舰的设计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时候，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十四英寸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纸。要是我知道情况是这样，肯定会另做打算。我对“多管炮塔”这个词产生了误解。在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我看到了很多缺点，不过三座四联装炮塔可以避免其中的大部分缺点。虽然在杀伤力方面，十二门十四英寸口径炮比不过九门十六英寸口径炮，可是在金属重量上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优越性。可海军的这个方针带来的结果却糟透了。十四英寸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是新设计的，在设计上花了不少时间，并且刚刚开始工作，海军部就决定作出改变。原来在船前面设计的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需要重新设计的各种复杂的机械配件高达两三千件。“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竣工日期不得不向后延迟，比计划时间晚了一年。我先前认为新舰在舷炮齐射时，产生的后坐力不如十六英寸口径炮，现在因为新舰采用的是十门炮的设计，因此我的看法就更显正确了。美国人这时候已经能在三座有三联装十六英寸口径炮的炮塔上装置三万五千吨的船了。法国人使用十五英寸口径炮，他们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也用十五英寸口径炮，他们一人一个样，对条约的限制毫不在意。“俾斯麦”号的排水量在四万五千吨之上，可以说各方面都具备了优越的条件。可是我们远远落后了，原本打算建造五艘战列舰，但这个计划不但晚了好几年，而且最终还淘汰了十六英寸口径的设想，采用了十四英寸口径。我们建造的每艘舰艇都花费了五年的功夫，建成的几艘军舰的火力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1938年6月15日，我在第一海务大臣的带领下参观了“潜艇探测器”。它可以发出声波，然后声波进入水中，遇到钢铁的阻碍时就会反射回声波，可以用来侦察水下的潜艇。用它所发出的回声波，可以十分准确地测出潜水艇的所在位置。这种新事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刚开始出现。
在旗舰上，我们度过了一个夜晚。那天夜里我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反潜艇学校度过，这里的人给我们做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报告，其叙述非常详细，让我对反潜艇有了全面的了解。接着，我们登上驱逐舰出海。他们在下午和晚上为我们做了很有趣的演示。在附近的海域散布着几艘潜水艇，我在一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舰桥上站着，在半英里外，另一艘驱逐舰与我们的舰船保持着联系。我观看和倾听了整个过程。海军部兢兢业业、潜心研究才取得这样的成果，这是海军部神奇的宝物。我以前常常对他的做法提出批评，可现在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我做出了最好的评价。一时间，我连大海是多么宽阔都忘记了。二十年来，我们在雇佣和训练大量技术纯熟的官兵方面没有进行太多资金投入，我们没有研究，当然就没有什么成果。尽管这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当我们同德国潜艇较量的时候，事实证明问题有多么严重。我们除了打败仗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写信，在信中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请我参观过的那些事情，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深信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会受到国家的感谢，我也相信他们多年来始终在忠诚地付出。
我一直以为“潜艇探测器”做出的指引模糊而不清晰。没想到，它的指示竟然如此清晰，我更难想到潜水艇竟然会上当受骗。这种方法真是令人称奇，它的成就是非凡的。
“潜艇探测器”虽然不能直接歼灭潜水艇，可它提供了征服潜水艇的条件。
[1] 参见附录（2）。——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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