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满蒙能通婚,为什么满汉不能通婚

满蒙通婚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并且大多数均为政治联姻。

努尔哈赤时期，曾带领建州女真三征蒙古科尔沁部落，皆大败而归，于是努尔哈赤便改变了对于蒙古部落的政策，用联姻的方式建立与蒙古部落，特别是科尔沁蒙古的联盟关系。不仅仅是努尔哈赤自己，就连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也是纷纷迎娶蒙古的贵族子女，而也有不少女真贵族的女儿们嫁到了蒙古。

与蒙古部落的政治联姻在皇太极和顺治时期达到了巅峰。皇太极后宫中，地位最为尊崇的五宫后妃，即即正宫皇后哲哲、关雎宫宸妃海兰珠、麟趾宫贵妃娜木钟、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以及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均来自于蒙古；并且这五位后妃也仅仅出自与两家，一家是姑姑哲哲带着自己的两个亲侄女海兰珠和布木布泰嫁给了皇太极，另一家是皇太极打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后，迎纳了林丹汗的两位遗孀，娜木钟和巴特玛璪。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继位，也在多尔衮和孝庄太后的主持下，先后迎娶了两位科尔沁蒙古部落的贵族女子为皇后，第一位皇后还是顺治母亲孝庄的亲侄女，舅舅吴克善的女儿。

满蒙同为少数民族，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口数量上，相较于汉族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更容易建立相互认同的同理心。况且满洲与蒙古的联姻和联盟是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清朝历代帝王所遵循的“国策”，为的就是团结蒙古部落的势力，在加强对于蒙古部落的统治的同时，稳定边疆安宁，所以对于满蒙通婚并没有限制。

满汉不通婚起源于努尔哈赤对于汉族人的“仇视”态度，而在多尔衮专政时期，已经从“满汉不通婚”变为了“旗民不通婚”。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对于汉族人口采取了极为仇视的态度，因而也制定了激化满汉矛盾、降低汉族地位、压榨汉民族百姓的政策，“满汉不通婚”就是其中之一。

而皇太极继位之后，逐步改变了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对于汉民族的政策，开始接纳汉民族，并且不断尝试用各种政策缓和满汉矛盾，这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没有就“满汉不通婚”的政策作出调整。

在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继位，多尔衮开始专权摄政。定都北京的多尔衮为了进一步消弭满汉矛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为了遵照皇太极一贯要求的保持满洲人传统的旨意，同时也是出于对自己的父亲努尔哈赤的敬重，多尔衮没有完全的都否定“满汉不通婚”的政策，而是改为了“旗民不通婚”，也就是说，满洲人和汉族人可以结婚，但是汉族人必须是在旗的，也就是必须要隶属于汉军八旗的序列，才能与满洲人进行通婚。

但是可以说这个通婚的范围是非常小，毕竟当年多尔衮带领着关外几乎所有的八旗子弟入关，军队人数也就只有不到二十万，满、蒙、汉各族在旗人口相加就一百万左右。可即便如此，相较于之前努尔哈赤时期的政策，也算是一种进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满汉不通婚”的政策最终为慈禧所废黜。

由于清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再加上国民的整体认知有了提高，最终，由清朝末年掌控朝政的慈禧太后主持废黜了“满汉不通婚”的政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发布懿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正式允许了满汉通婚，废黜了“满汉不通婚”这一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持续了近三百年的政策。

准确的来说，清朝并没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甚至清朝很多皇帝的生母、嫔妃都是汉人。比如康熙帝的生母佟佳氏、雍正帝的贵妃年氏、齐妃李氏、裕妃耿氏、乾隆帝贵妃高氏、嘉庆帝生母魏佳氏、全都是汉人。不过这些人并非是单纯的汉人，在清朝她们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旗人”。

满蒙联姻：

在清朝，满蒙联姻远非一般的习俗可以相比，清朝统治者鉴于蒙古的重要地位，因此将满蒙联姻上升为国策，并且该项政策作为清王朝的国策，在整个清朝一直实行。从努尔哈赤起，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的十二位皇帝都曾迎娶过蒙古族的后妃，尤其是清朝前期，刚刚兴起的满洲人由于要联合蒙古各部共同进攻明朝，所以，清初的几位皇帝以及亲王贝勒都曾迎娶了大量蒙古族女子作为后妃福晋，皇太极后宫中地为最高的五宫后妃都出自蒙古，并且都是博尔济吉特氏，博尔济吉特氏在清初曾连出三位皇后。有清一代，清朝皇帝都十分注重蒙古的作用，清朝始终将蒙古作为王朝北方的长城。

“满汉不婚”：

在清朝旗人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八旗汉军以及各地的驻防军等等，民人则是不在旗籍的汉人以及回民、藏民等。当然这仅仅是民间习俗，而不是官方的规定。可想而知这种习俗不会严格执行，还是有一部分旗人娶汉民为妻的，而且“不通婚”仅指娶为正妻，纳妾并不在“不通婚”之列。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就设立了八旗制度，除了满洲、蒙古之外，还有大量的汉人和归顺的朝鲜、达斡尔、锡伯、赫哲、斡罗斯等，他们也被清政府编入旗籍，成为了旗人。在清朝，旗人之间是能够互相通婚的，不能与满人通婚的是没有旗籍的汉人，而不是所有的汉人，清朝统治者将不在旗籍者称之为“民”，而加入旗籍者则称为“旗人”。所以，所谓的“满汉不通婚”实际上指的是“旗民不通婚”。而不是满汉不婚。

清王朝从来没有所谓“满汉不通婚”这一条，举个例子——曹雪芹家族。曹雪芹的亲姑姑、曹寅的女儿曹氏嫁给了铁帽平郡王（克勤郡王）讷尔苏，而且曹氏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后来还承袭了铁帽子平郡王爵位！曹氏家族是内务府包衣汉姓，祖上是地地道道的汉人，又怎么能说“满汉不通婚”呢？

克勤郡王府

如果说曹氏家族还不具备典型性，那就再说一位，清仁宗嘉庆帝的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魏佳氏本姓魏，同样是内务府包衣汉姓出身，她的父亲魏清泰祖上也是如假包换的汉人。魏佳氏这个姓氏，乾隆年间是魏氏家族举族抬入镶黄旗满洲之后才改的姓氏，在此之前他们就姓魏！连皇帝的亲妈都是汉人，就更别说是其他人了。清王朝从来没有所谓“满汉不通婚”之说，不通婚的是旗民——旗民不通婚。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

所谓旗人，不仅仅只有满洲人，还有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等等等。比如清高宗的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即仪慎亲王永璇和成哲亲王永瑆的生母，她的祖上就是早年间归附满洲的李氏朝鲜人。八旗每旗下辖满洲牛录、蒙古牛录、汉军牛录和包衣牛录多少不等，只要是隶属于这些牛录的一众人等，都算是旗人，包括祖上是汉人的汉军和包衣汉姓，他们之间都是可以相互通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曹氏与讷尔苏、魏佳氏与乾隆帝。

再比如清世宗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也就是年羹尧的亲妹妹，她出身汉军，祖上同样是汉人，甚至连姓氏也一直沿用了汉姓！但她依然属于旗人，是可以与满洲人通婚的。

敦肃皇贵妃年氏

清王朝的所谓民人并不是汉人的代名词，是有特定指向的、专指不在八旗编制之内的汉人，也就是原明王朝统治区域的汉人。当然，也不全包括，比如像洪承畴之类的汉奸及其后代，后来也被编入了八旗序列。起初洪承畴被编在了包衣牛录中，后来为了照顾他的脸面、被改成了汉军……

洪承畴

按照清王朝的规定，只有满洲人只是不能与民人通婚，并不是所有汉人。其他人则没有任何限制，比如蒙古人，无论是八旗蒙古还是外藩蒙古，都可以与满洲人通婚、甚至与宗室和觉罗通婚。再比如回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维吾尔族），也同样是可以与满洲人通婚的，乾隆帝的容妃和卓氏就来自于回部。

容妃和卓氏

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旗籍并不是血统、生来就无法改变。比如前面提到的洪承畴，他本是地地道道明臣，后来不照样成了旗人？还有一些汉军、包衣之类，经过所谓抬旗之后便堂而皇之成为了满洲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家族。换言之，只要皇帝愿意，理论上任何人都是可以成为旗人、甚至满洲人的，这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罢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皇帝真的想要纳哪位民人女子为妃嫔，给她一个旗人身份就是了，对于一言九鼎、朕即天下的皇帝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无非编点材料、找点理由罢了……据说乾隆帝的纯惠皇贵妃苏氏原本就是民人女子，至于她到底是怎么成为乾隆帝妃嫔的，史籍大多讳莫如深，很可能就是乾隆帝在旗籍上动了手脚。

纯惠皇贵妃苏氏

旗籍这东西，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很难改变的，民人想要成为旗人，难于登天。可对于皇帝而言，那不过就是一个工具、甚至一句话罢了……清王朝之所以要求旗民不通婚，无非是在刻意强调自身的血统纯正、强调满洲人“高人一等”，说白了和传说中元王朝把人分成四等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来是为了打压人数众多的民人群体，便于统治；二来也是为了避免自身被庞大的民人群体所同化。而这一切。都是针对老百姓的，从来也管不住皇帝！

清高宗乾隆帝弘历

其实，在民间这种所谓旗民不通婚执行得也没那么绝对。除清初的一段时期之外，清王朝的一些旗人贵族、大户人家纳民人女子为妾的不在少数，只要不是娶回家做正室，清王朝官方基本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至于什么外室之类，那就更加没人管了，甚至包括一些宗室、觉罗，也有不少养民人女子为外室的，只要不给名分，根本没谁会去较这个真儿。到了晚清时期，所谓“旗民不通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民不举、官不究，除了宗室、觉罗不能娶民人女子为正室之外，其他人爱咋地咋地……

首先我们说说为何满蒙能通婚。

1、满族婚姻是从“旗人”这个整体发出的，只要是“旗人”就可以结婚，而“旗人”包含了的满人、蒙古人。

2、后金为入主中原，从努尔哈赤时期，就联合蒙古势力，与蒙古进行政治联姻。

那么满汉为何不能通婚呢？

1、后金满族，为了维持其民族的传统性和血统的纯正性，所以才制定了这样的婚姻制度——满汉不通婚。这个制度，在努尔哈赤时期就被定下了，被称为祖制。

2、后金入主中原之后，生怕皇权旁落于汉族，为维护其在中原的统治，清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并且推行了八旗制度，规定满蒙八旗子弟可相互通婚，而满汉之间不能通婚。

3、满族与汉族，民族风俗、生活习惯不同，如果和亲，就会被汉化。

满汉不通婚这项政策，是在努尔哈赤时期制定的，在清末时被慈禧太后废除，历经三百年左右。1902年2月1日，清政府选派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再次宣布了允许满汉通婚。

简单来说，是政治需要。

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内外因素干预，不同民族的人通婚没有太大障碍，毕竟大家都是人，又没有生殖隔离。不过在外界的强力干预下，比如政治规范，通婚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受影响的时间长了，内部也会产生不能跟某族通婚的习俗。

满族作为渔猎民族，早期肯定大多数都是在本民族内部的不同氏族或血缘较远的部族中通婚，跟同居一处的其他民族交流较多，也有通婚，比如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在后金崛起之前，女真人（满人）跟蒙古族、汉族的交流都比较少，通婚只是偶尔的小概率事件。

当努尔哈赤造反并连战连捷建立后金后，情况大不相同了，后金一方面有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需求，另一方面有进攻明朝掳掠奴隶的需求，于是后金内部的民族成分就变得很杂。

对蒙古方面，政治联盟的一大保障自然是联姻，努尔哈赤时期，能够接触最多的就是漠南蒙古，其中跟科尔沁部联姻最多，努尔哈赤曾进攻科尔沁失败，于是转为联姻结盟。

联姻说来简单，就是后金高层娶蒙古女儿同时把公主嫁给科尔沁王公，之后的后金（清朝）皇帝都延续了这种联姻方式，把满蒙结盟当作清朝的重中之重，只不过联姻对象不再局限于科尔沁部，而是扩展到了蒙古其他部落，皇帝因此获得蒙古大汗的称号，一举解决蒙古对中原的威胁。

满蒙联姻是非常普遍的，最多的时候，皇宫中最尊贵的妃嫔全都是蒙古人，那就是皇太极称帝后册封的五宫后妃，他们全都是蒙古人，其中三位来自科尔沁部，两位来自察哈尔部。

清朝很注重平衡跟蒙古的关系，毕竟这个游牧民族对于中原的威胁是巨大的，清朝已经入主中原，对蒙古王公要既加大棒又扔萝卜，才能保证自己的北部安稳。

对汉族方面，通婚只能算正妻，毕竟从努尔哈赤掳掠开始，被掳掠的汉民肯定有不少女性，你不能指望后金统治者都让她们去做苦力，收为侍妾肯定是有的，这种情况跟通婚根本不搭边。

之后清朝入主中原，所做到的也只是禁止旗民不通婚，此时的八旗远不止满族人，还有蒙八旗、汉八旗等，中间也有鄂温克族等其他民族的，他们统称为“旗人”，算是清朝军事力量及家属，“旗人”之外，就是“民人”。

旗民不通婚除了朝廷对于旗民相混的考虑，还有旗民自身对财产的需求，因为旗人都是军人，高级军官可以有私产，普通旗人就指望着朝廷发的救济过活，旗人与非旗人通婚会有嫁装彩礼等问题，可能造成财产流失，所以旗民通婚一般都是当小妾，不会是正妻，小妾可就不涉及财产流动了。

大家都误解了，不是满汉不通婚，是旗汉不通婚。清朝八旗包括满族八旗、蒙古八旗、汉族八旗等三大旗族。只要带旗，不论满蒙汉都能通婚，但存在一个资格，比如正黄旗包衣，这个包括满蒙汉三族，他们主要服侍服从皇帝等皇族，所以能自由翻身晋升的机会很少，并且高级旗族往往不会娶正黄旗包衣女子为嫡妻，只能纳为妾。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丈夫与妻子才是婚姻关系，与妾不是婚姻关系，是不认妾的娘家为娘家的。

嘉庆的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延禧攻略女主原型），是清朝唯一一个汉族皇后，虽然是追封的。魏佳氏生前最高嫔位是皇贵妃，皇贵妃是副后，只有在不册立皇后情况下才会册立皇贵妃，当时已经是后宫之主。魏佳氏原来就是正黄旗包衣，按理只能当到贵妃或皇贵妃已经是破天荒，但魏佳氏备受乾隆喜爱，也是乾隆所有妃嫔中为乾隆生养孩子最多的妃子，所以在古代追封某种程度是承认的。

满族人经过千辛万苦灭掉明朝，建立清朝政权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推行八旗制度。将满人都编入八旗，后来又将归顺的蒙古骑兵也编入八旗，称为蒙古八旗；还将一部分最早归降的汉军也编入八旗。

旗人与非旗人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别。称所有不在旗的人被称为“民人”，于是在旗人与民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旗民不结亲的风俗。这种风俗在满族内部又被称为满汉不通婚。所以这所谓的满汉不通婚并不是说满人和汉人不能结婚，八旗内部的满人与汉人是可以通婚的，只是旗人与不在旗的汉人不能结婚。

不过这满汉不通婚，只是满族人的一种旗制或祖训，在大清朝的律令里并没有做出明文规定，但满族人能够遵循几百年不变，其族内部之团结可见一斑，看来能够灭掉明朝是有原因的。不过这一习俗，在清末时被废除了。

至于原因嘛，我觉得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是族训，要遵守，要尊重老祖宗。

第二，避免满族人被汉化。如果和汉族人通婚，那后代的血脉就不纯正，时间久了肯定会被汉化，毕竟汉族文化的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

第三，为了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是满汉通婚了，那大清王朝的高层肯定会有汉人出现，要是哪一天高层里全都是汉人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满汉不通婚，这句话有一定的误区，应该是旗民不通婚才对，所谓的民是指没有入八旗的百姓。八旗制度建立以后所有的满族人都编制入内，满清打败蒙古以后把蒙古人也全部按八旗制度编练在册。除此以外北方的几个少数民族都全族编入八旗，如鄂温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满清入关之前被劫掠来的汉民和投降的兵民也被编成汉八旗，这部分的汉人是可以与满族人结婚的。

清朝皇帝立汉族皇后的就只有顺治帝的妃子佟佳氏，因为儿子玄烨被立为康熙皇帝，被策立为皇后。（佟佳氏的民族是有疑问的，佟家远祖应该是满族人，但是后来定居抚顺成为当地巨富，此时基本已被同化为汉族人，佟家被编入汉军旗，佟氏也改成佟佳氏。）

清朝皇帝的妃子属于汉军旗的就比较多了，康熙帝的十七皇子允礼的母亲是汉军旗；雍正皇帝纳了年羹尧的妹妹为妃，年羹尧家是雍正的包衣奴才；嘉庆皇帝的母亲就是汉军旗不胜枚举。

旗民不通婚实际上执行的并不是很严厉，主要是宗室弟子和满族上层人士，底层的满族八旗和汉人一起生活了二百多年，怎么不会有交集婚配。本来女真人生活在东北苦寒之地，和汉族通婚的情况不多，逐渐有了满汉不通婚的习俗。入关以后满族人少，保持不通婚也是防止被汉人同化，而且入旗也是一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经常能看到某个汉族官僚因为有功被赐予入旗籍作为奖励，比如施琅从台湾投奔清朝，就被赐予正红旗身份。

光绪帝时期（实际操作是慈禧）正式下令废除旗民不通婚政策。也是因为与八国联军开战在即，与西洋各国矛盾大于满汉民族矛盾的结果，也是清廷笼络汉族人心的手段。

满汉可以通婚，没有满汉不能通婚一说，只有在电视剧电影等文学作品中满汉不能通婚，如果查一下清朝皇帝和各大臣身上百分之九十多都有汉族血统，所谓满汉不能通婚是无稽之谈。

王夫人明知晴雯是贾母的人,为何还将其撵出去

因为王夫人看不惯晴雯的嚣张的态度，而且还总拿贾母当借口，才会让王夫人对她彻底反感。晴雯在《红楼梦》中，其实是贾母为贾宝玉安排的妾室人选。其实原本王夫人也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看在贾母的份上也就答应了。可晴雯的性格火爆，还总是丫头、嬷嬷们吵架，有的时候还会打骂丫头们，贾府对待下人的态度一直很柔和，而这时突然有一个丫头比主子还要泼辣，时不时打骂，怪不得王夫人不喜欢她。

晴雯态度嚣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书中曾写到晴雯与林黛玉长得有点像，但脾气性格却完全相反。晴雯能说会道，脾气刁钻，还总是与人吵架，招惹事端。她若是个小姐、主子也就算了，偏偏是个贾府的下人，主子们都没有打骂过呢，怎么有个奴才上赶着要教训人。王夫人自然不待见她。

晴雯的态度不好，其实也导致她得罪了贾府的很多人，包括那些嬷嬷、丫头。谁都看不惯她，自然谁都不会帮她。而晴雯还觉得是自己长得漂亮，所以才被王夫人诬赖勾引贾宝玉，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王夫人与贾母有矛盾，晴雯总拿贾母当挡箭牌，王夫人更讨厌她。王夫人与贾母的婆媳关系表面看是很好，但是还是存在摩擦和矛盾的。比如贾宝玉的妾室，贾母看上的是晴雯，而王夫人则看上了袭人，还偷偷挖了贾母的墙角，把袭人指到宝玉的房里。而且王夫人向管教贾宝玉，却不得不看贾母的脸色，只好收手，任由贾母溺爱宝玉。晴雯总拿贾母为借口，这就戳到了王夫人的痛处，王夫人肯定要撵她出去。

综上所述，晴雯是太不懂事，还总是自持美貌，不把其他人放在眼中，总拿贾母当靠山，最后被赶出去谁也救不了她；而王夫人也认定了贾母不可能为了一个丫头与她闹翻，所以也敢将晴雯赶出府。

...一个睡遍后宫,一个让皇后怀孕,一个杀害皇帝,都是谁

太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创造出来的产物，因为皇帝需要有人伺候，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洁，所以不允许有其他男人的存在，因为才有了太监的出现。所以在宫中生活的，除了皇帝嫔妃，就是太监和宫女了。当我们提到太监时，我们都会想到太监就是皇帝拍马屁的奴才。

太监这个职业其实是非常不光彩的，去当太监的人无非就是家境贫寒，为了能够活下去只能选择当太监，接受被阉割的耻辱然后进宫服侍人，从此成为不男不女的人。但是也有人为了成为人上人而选择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如果你跟对了一个好主子，自然能沾光飞黄腾达，若点背，估计都活不过三天。当然并不是在宫中当太监的都是真太监，还有一些耍小手段自宫不干净的假太监，也就是说这些假太监还拥有正常的性功能。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来讲讲三个在宫中为祸一方的假太监。

第一个要说的名叫高菩萨的太监，他是孝文帝身边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可不像名字那样普度众生，反而是侮辱菩萨这一称呼。当时皇帝因为战乱亲自带兵杀敌。留下了高菩萨这一个假太监和一众嫔妃。就在孝文帝不在的时候，高菩萨夜夜留宿不同的嫔妃寝宫，皇帝后宫佳丽如此多，长期以来也未能得到皇帝的雨露均沾，有这么一个男人为她们排解欲望，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高菩萨在30岁左右就被皇帝赐死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唐朝的刘克明。刘克明在进宫后凭借着阿谀奉承的能力迅速获得了太子的喜爱，后来太子登上帝位他就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同样的，他在后宫睡遍所有的嫔妃，给皇帝戴了一片绿草地，然后把皇帝都给杀了。最后还假传圣旨立了傀儡皇帝李悟为其卖命。

最后要说的是秦朝的嫪毐，此人是吕不韦为了摆脱赵姬而送去给赵姬的假太监，后来因为嫪毐深得赵姬的宠爱，两人从地下恋情发展到光明正大的同床共枕，最后两人还生下了儿女。秦始皇对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因为嫪毐太贪心，自不量力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当帝，最终被秦始皇五马分尸。

太监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十分肮脏的，随着清朝政权被推翻，太监文化终于被终结了，不得不说这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被慈禧处以“褫衣廷杖”这种刑罚的珍妃,最后是什么结局

珍妃是光绪最爱的妃子，却因惹怒慈禧，先是褫（chi)衣廷杖，再被打入冷宫，最后在八国联军入城时，被崔玉贵投入井下、溺水而亡。她参与卖官的事被揭发时，为什么不主动认错，求慈禧宽容，她有机会改变最后的结局吗？

长在广州，思想开明

理解一个成年人处事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珍妃的父亲是户部右侍郎长叙，而她和瑾妃自幼与喜欢结交文人墨客的伯父长善生活在广州，五口通商后的广州，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触很多，广州洋人多，思想也比内地开放很多，长善喜欢结交文人雅士、先进思想分子，无形之中也影响着珍妃姐妹的思想。除了长善外，还有一个人对珍妃的影响也很大，他就是文廷式，他的思想偏向西方，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人，他曾担任珍妃的教书先生，这种西式思想也感染了珍妃姐妹。

珍妃的童年在开放的城市、和思想先进伯父、性格开朗的堂兄一起度过，一直生活到10岁才返回北京。1889年，13岁的珍妃与姐姐一同被选入宫中，封为珍嫔。

初入宫中，挑战太监恶势力

珍妃入宫时，年仅13岁，正是天真烂漫的时候，她心直口快说话如同孩子一般，与慈禧平日所见的那些低眉顺眼、大气都不敢出的女子完全不同，而且她做事麻利、性格直爽而又聪明伶俐，还博览经书、擅长吟诵、能书善画，下得一手好棋，慈禧对她由怜生爱，竟拿她当女儿看待，经常召她到自己面前解闷，珍妃因而成了太后面前的小红人。

珍妃深得宫中权力人物慈禧的欢心，而她并没有学会做应声虫，有皇帝与太后撑腰后，珍妃仍是保持着她心直口快的性格，再加上年轻并没有城府，往往会做出一些令宫中大吃一惊的举动来，图一时痛快。

清末时，一些太监由于受到慈禧的宠爱，而飞扬跋扈、有恃无恐，四处勒索。最后发展到敢于向皇帝和妃子伸手，光绪每天都向慈禧请安，做事小心谨慎，唯恐惹慈禧不高兴，太监们摸准了光绪这一害怕心里，每次光绪来请安时，总要向他讨要银子，如果不交，太监们就会想坏主意为难光绪，对于这群贪得无厌的太监，光绪也只能忍着。

而珍妃对于这群太监的态度截然不同，她天不怕地不怕，不愿受太监们的宰割。一天，她去向慈禧请安，守门的太监毫不客气地拦住珍妃索要红包，珍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说道：“珍主，今天没有银子了。说着，径直进入了慈禧宫内，她再也不想压抑心中的怒火了，一股脑地向慈禧揭发了此事，言辞激烈，丝毫不掩饰，最后好说：”孩儿想请老祖宗明鉴，整治这些阉人，整肃宫中纲纪。

珍妃不知道，太监的这些行为都是慈禧默认允许的，太监们愿意给她当耳目，而她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而珍妃当众将此事揭露出来，听惯了奉承话的慈禧哪里受得了这种质问，只得安慰道：“孩子，你别跟他们这些奴才生气，气坏了，不值得。慈禧到底是老谋深算，几句话就把珍妃打发了。珍妃涉世不深，自然相信慈禧，也不再闹了。

受宠因性格，被打也因性格

珍妃到底是孩子性格，她不懂深宫中的险恶，也不懂皇家说话留心的生存之道，所以尽管有光绪撑腰，但当她犯错时，她那直爽的性格对她而言，那就是杀掉自己的利器。

这样的珍妃很容易招人喜欢，也很容易树敌，一个人说话做事，如果都凭性格，是很难成长的。珍妃性格张扬、直爽，没有心机。当她参与卖官的事情，被揭发出来时，也到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对于卖官一事，慈禧虽然愤怒，并没有对珍妃下狠心，只是将她降为嫔，并处以杖刑，此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然而年轻气盛的珍妃，哪里懂得时势，她虽然知道自己有错，但却不认错，她认为自己是在模仿慈禧，为什么老佛爷可以干政，自己就不可以卖官吗？面对这样的疑虑，她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这是当众和老佛爷叫板啊，一个犯罪妃嫔，竟敢如此顶撞自己，必须重惩。于是慈禧下令对珍妃实施“褫衣廷杖”。一个皇帝的宠妃，一个年轻少妇，被脱掉裤子在大庭广众下打屁股，这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侮辱。

若珍妃懂得审时度势，知错就改，等待她的或许只是一次降级，一次肉体上的惩罚，断不至于上升到精神的侮辱，成为清宫史上唯一一个遭受“褫衣廷杖”的人。但从珍妃的性格，以及入宫后的表现来看，她就是一个不会认输、也不懂收敛的人，所以她很难改变她的命运。

为什么好多人为魏忠贤平反

说到我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几位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绝对是读者朋友最为耳熟能详的角色之一了。

据明代吕毖所著的《明朝小史》记载：“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字面上的“九千岁”实际体现了魏忠贤处于皇权垄断上离皇帝最近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凌驾于众生。

提起魏忠贤，自是众说纷纭。那么“九千岁”到底是加速了明帝国灭亡的祸国宦官还是明朝后期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呢？

目前网络上最主流的两种说法，其一：魏忠贤独揽朝政，蒙蔽圣听，败坏朝纲；其二：东林误国，“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笔者从几个方面浅谈自己的见解。

一、东林党与阉党，谁才是祸根？

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绝非一朝一夕之间。

这要从明朝中后期加重的党争现象说起。各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利益拉帮结派，在庞大的政府机构中形成近乎独立的政党，他们以争取共同利益为核心，动用一切手段，排挤、打压和反对与其意见不合的其他官员。

后来演变成：代表江南士绅集团利益的东林党；同乡同族官员报团取暖的齐党、浙党、楚党、和以宦官集团为首背后代表皇权的阉党。

魏忠贤作为阉党领袖，他代表着皇权，是皇帝的“天子家奴”。这自然与代表着南方商人利益的东林党水火不容。

所以说，无论魏忠贤有多贪，搜刮民脂民膏也好，打压士大夫阶层也罢，还是各地的修生祠、血腥手段排除异己，这些无一不是在当时的天启皇帝的默许下实施的。

党党相争，实则是泥腿子出身的皇族、勋贵、宦官和世代传承的士绅集团的资本家们之间的较量。与其说党争，倒不如说是残酷的阶级斗争。

举个简单的例子：明朝万历年间的矿监税。

此税一出，就遭到了东林党的狂轰滥炸。东林党大肆批评“矿监税是皇帝在与民争利！”敢问此税争的是谁的利？矿监税侵犯的是矿场主也就是资本家的利益，何来与民争利？

我们来看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又是怎么做的呢？

收盐税、茶税、矿税、海税；收垄断官商、大走私犯、倭寇的税；减少北方农税。

看似横征暴敛，贪婪成性。实则从一定程度上给了穷苦农民一条活路，并且基本上足额发放了九边军队的军饷，减少了军饷拖欠的现象，又从根源上稳定了军队。

东林党主张减税，但减的是己方利益阶层的税。明朝后期国家财政崩溃，东林党又主张给穷人加农税，造成了大量活不下去的农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民变、起义，加快了大明的灭亡。而魏忠贤作为一个“政治流氓”，专门搜刮大小商人，剥削士绅集团，却没给农民增加负担。

所以，铲除魏忠贤事小，国家财政问题事大。于国而言，相比于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恐怕是东林君子的做法对当时的局面造成了更坏的影响。

二、九千岁到底是忠是奸？

聊完财政问题，我们深入分析魏忠贤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世人多以魏忠贤把持朝政为由，来断定魏忠贤是奸臣，这种说法是不够中肯的。

明朝天启四年以后，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当时的明朝处于特殊时期，全国各处民变、兵变，朝堂里东林党还在吵来吵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天启皇帝万分头疼，但也狠不下心辣手整治。

同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此事发生转折。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吃饱了没事情干，本来那时魏忠贤并不算太嚣张，而杨涟等人却已如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全力反击。这样一来，就促成了天启皇帝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

原先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去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可见魏忠贤只是给天启背黑锅的，这样的例子在明朝还有很多。也有人说魏忠贤残忍狡诈，心狠手辣，目不识丁却通过阿谀奉承上位。

天启皇帝如此有能力的一个人怎么会重用一个大字不识的魏忠贤？

考虑到是东林党害死了魏忠贤，明史又是东林所写，那么魏忠贤的故事会不会是东林党故意为之呢？试问：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却大字不识，仅仅因为客氏美言就能入天启法眼？可见魏忠贤、天启被污蔑之深。

笔者推测更有可能的是：魏忠贤因为有能力所以做到秉笔的位置，而后在天启皇帝的默许下打压东林，严重触犯了东林士绅集团的利益，于是东林害死了天启，害死了魏忠贤。

天启皇帝23岁死于落水后的风寒，和正德皇帝正当年富力强之际死于落水何其的相似？这些阴谋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文官集团。

话说回来：从魏忠贤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这一点来看确实算是奸臣；但是他忠于皇帝和国家，也能算是个忠臣；并且他在位期间能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出大错来看，他又是个能臣。

三、魏忠贤不死，历史会是另一种结局吗？

也有不少人认为：九千岁不死，可给大明续命几十年。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魏忠贤在位期间，整个大明朝的内部问题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没出什么大事，一些小规模的民变和兵变都“完美”地解决了。而对于辽东与建州女真的战事，缺乏政治眼光的魏忠贤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从来不会像传统明朝制度那样，文官指挥武将，外行指挥内行。

而是把军事权力放心的交给了下面的武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称职的领导。

在贪污腐败方面，魏忠贤还算是比较有原则的，基本不拿国家的钱中饱私囊，就是贪污一点也是搜刮大财主的钱。

从这几点看来，人家魏忠贤着实被那些写史书的清流们给添油加醋了一番，不过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阉党失败了，必然会被涂上一身的黑。所以，“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的说法还是缺乏依据的。

魏忠贤毕竟没有那么大的才华和魄力，在明朝末年，天启、崇祯两朝的乱局下，魏忠贤更像是扮演了一把刀的角色。皇帝才是背后持刀的人，当皇权不再需要这把刀，魏忠贤就是第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忠贤不死，大明不灭”，倒不如说是“天启不死，大明不灭”。

小结：

魏忠贤贪污受贿、残暴阴险，他是个小人我们无法否认。但是在农民起义，后金扣关，党争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是他提出征收矿税商税，不向农民要钱，把手伸向了士族和商人，用以维持军饷，稳定国家。

魏忠贤与他的阉党的确迫害忠良、为非作歹，但于国家而言，未必是坏事，事情要从多个方面论证。所谓“好人办好事，未必与国有利，坏人办坏事，未必与国有害。”历史人物往往不能用单纯的好或者坏来评价。

要看其于国是否有益。魏忠贤罪大恶极，但他的死于国无益，他若不死，崇祯皇帝能压得住文官集团，国家财政也不会崩溃。这样一来，能收的上税；能赈的了灾；能发军饷；明朝也就不会在一次次流寇起义和女真入关当中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他是货真价实的权阉，但不至于祸国；他也是有一定能力的能臣，但无力回天。于九千岁魏忠贤而言，他坏，但他不蠢，坏不致命，蠢就会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