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谥号是什么感觉有点雷人

李世民谥号是什么?感觉有点雷人

唐太宗即李世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谥号为“文皇帝”唐太宗，堂堂的武皇帝，非得起个文皇帝的谥号，确实有点雷人。名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生于599年，病死于649年，死时50岁。18岁，随父李渊起兵反抗暴虐的隋炀帝。19岁，随父攻进隋朝首都长安，灭隋，立唐。李渊即位，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封为秦王，其兄李建民立为皇太子，其弟李元吉封为齐王。27岁，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李建民，弑弟李元吉。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为皇帝，就是唐太宗。年号贞观。

为什么唐代之后的皇帝不再用谥号？

在以往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我往往都会对一个问题感到特别的疑惑，即我们称呼中国古代的皇帝，刚开始一般都是以“什么帝”（谥号）为代号，比如汉武帝、隋文帝等等，而一到唐代这一叫法却从此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祖”、“什么宗”（庙号）的，比如唐太宗、宋高祖等等，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朝。当然，从明代中后期到整个清代的皇帝，我们更习惯以什么什么皇帝（年号）来称呼，比如嘉靖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但以庙号来称呼皇帝的惯例依然存在。如果将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皇帝的称呼划一下阶段，从汉代到隋代，可以视作以谥号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从唐代到明代中前期，可以视作以庙号作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到清代，则是主要以年号作为皇帝主要代号的阶段。

所谓谥号，就是活着的人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一般是身份地位比较高贵的人）的一生作为和道德操行做一个概括的评价，大体上有“盖棺定论”之义。像“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只有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帝王的谥号由礼官反复评议，臣子的谥号由朝廷统一赐予。它的应用范围不只限于古代帝王将相，个别文人学士死后也有谥号，比如陶渊明被谥为“靖节征士”、黄庭坚为谥为“文节先生”、张载被谥为“明诚夫子”等等。在唐代以前的谥号中还可以看出人们对死者的褒贬，褒则称为上谥，贬则称为下谥。

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中专门设立一室，以供后人祭祀所取的名号。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通常也选择具有美好意义的字，例如太、世、高、神、圣、仁、睿、明、章等等。从唐朝以后开始，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通常为“太祖”，第二代帝王庙号常常为“太宗”。如果王朝帝系发生变化，则其庙号为“世祖”或“世宗”。

年号也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也是时代的标志。到了明清时朝，一些帝王为了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就注重于用年号来称呼自己的朝代了。我们为了方便，也采用了古人的方法，把唐代以前的皇帝用谥号来称呼，唐朝和宋朝的皇帝用庙号来称呼，清朝的皇帝则用年号称呼。

个人认为，在这三类称呼中，第一种（谥号）作为皇帝代称不仅可以很好地概括出其一生的作为，而且听起来最为威武雄壮，可以显示出一种帝王的雄风和霸气，而第二种（庙号）则不好听了许多，一个个什么祖什么宗的，好像是在认祖归宗一般，最显示不出什么气质；最后一种（年号）则介于两者之间，好歹也是直接叫他是什么什么皇帝，但年号是皇帝一即位就颁布出来的，只能表达出一种对自己当政时期的愿望，对其一生的作为当然无法做出什么概括。但是，原来都一直用谥号称呼得好好的，为什么偏偏一到唐代就改口了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谥号出现的历史谈起。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等等。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除了天子，诸侯、大臣也可以有谥号。到了秦朝，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于是废了谥号，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汉代开始又恢复使用谥号。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结果只能被后世嘲笑。

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但是都有谥号，而且只要一两个字，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在唐朝初年的时候，由于李渊是开国皇帝，以庙号“高祖”二字称呼还依然很符合惯例，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也是以同样的庙号做称的。但是到了第二个皇帝李世民，就应该按照以往的做法继续使用谥号了吧。确实，刚开始李世民的继位者李治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太出格，给他上了一个叫做“文皇帝”的谥号。也就是说，我们后世人得称呼李世民叫做“唐文帝”。纵观李世民在位期间，他辛勤治理刚刚统一后的大唐帝国，恢复隋末天下大乱以来被破坏的经济，取得“贞观之治”的不俗政绩，以“文”来称呼他，大体上也是准确的。但是，我们都清楚，这一称呼在后来并没有传播开来，我们都叫李世民是“唐太宗”，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个什么“唐文帝”的代号。问题就出在唐代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本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李治死后她执掌了朝廷大权，先是废立了几个傀儡，后来觉得不过瘾，就直接自称皇帝了。但是，以女主身份去做皇帝，还是真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观念上来看，这么做很明显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武则天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在自己还在位时就给自己上谥号，初定为“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另有废除的尊号“圣母神皇、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则天大圣皇帝”等等，其字数都远远超出了之前谥号不超过两个字的惯例。武则天此例一开，唐代之后的皇帝纷纷效仿，唐玄宗即位后更是给他的前代皇帝一律加成七个字。李世民的谥号也被改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这一谥号中，有“文”又有“武”，那到底用哪一个字去概括他比较好呢？还真不好处理。为了方便，人们就干脆不再用谥号做称了，于是转而直接用庙号。

唐代之后，皇帝的谥号文字更是变得越来越多，称呼起来显得越来越繁琐赘述。像唐朝皇帝的谥号最多不到10个字，宋朝皇帝就到了16个字，明朝皇帝谥号17个字，清朝皇帝谥号令人咋舌地“发展”到24个字。像明太祖谥号是“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到乾隆则叫做“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慈禧太后则是25个字：“孝钦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号从相对客观的评判，变成了一味的文字溢美。不管现世表现如何，文武仁孝诚信睿智等词毫不吝啬地往上堆砌，用遍了所有歌功颂德的字眼，溢美吹捧程度不断升级。于此，这些也只能在祭祀等特定场合念一念了。

与之相对应，用年号做称则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谥号是由简入繁，所以人们不再使用，而年号则是由繁入简，人们对之的使用也开始变得日渐普及。相对于谥号和庙号，年号的出现要晚得多。年号出现于汉朝中期，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玄宗也不大换（有“开元”和“天宝”两个年号），而武则天就特别喜欢改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她还用过四个字的。而南梁武帝萧衍亦使用过三字的年号。

到了明清两代的皇帝，他们则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一世一元），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正统，天顺），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夺门之变）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到了清代，除了开国的两个君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到顺治福临称帝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只定一个年号，特殊一点的可能是同治，他原来的年号叫琪祥，是辅政大臣肃顺等人拟的，不久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年号改作同治，原来的年号没来得及叫开，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

古代宫殿建筑中蕴含着哪些传统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主要特点

门阙森森的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是当时社会文化和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最高体现。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宫殿名称的内涵有一个演变过程。上古时期，穴居是原始初民常见的居住方式。古语道：“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在先秦以前，人们经常将“宫”、“室”连起来使用，而且，“宫”、“室”可以通用，均指人们居住的场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秦汉以后，“宫”和“殿”开始连在一起使用，并且具有了等级的差别，专指皇帝行使权力和日常生活的场所。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就出现了宫殿建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宫殿，建造了气势磅礴的朝宫，它与汉三宫（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共同形成了中国宫殿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此后，伴随着江山易主与王朝更替，华夏大地上掀起了建造宫殿的热潮。隋朝有仁寿宫、大兴宫，唐朝有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以及随后辽宋金元明清的宫殿，无不气势雄伟，规模庞大。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大多在王朝杀戮的战争中灰飞烟灭，成为断壁残垣，能够传世的仅仅是北京明清故宫和沈阳清故宫。其中北京故宫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的顶峰。而沈阳故宫从它的规划布局、建筑形式以及建筑装饰几方面又充分展现了清朝早期建筑的特点，尤其是清朝建立者满族的政治文化与民风民俗，使其成为中国现存皇室建筑群中地位仅次于北京故宫的重要建筑。

在我国古代社会，朝代名称虽然不同，宫殿布局却大同小异。《周礼·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技术书籍，书中记载都城的规划时写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可以看出，都城布局以王宫为中心，象征着紫微帝宫，作为四方之极，统治天下。以王宫为中心的这种布局思想一直持续了3000多年，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元朝的大都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都按照这种布局思想而建。

（一）宫殿布局原则

1.前朝后寝

这项原则在周朝时已基本形成，一直延续下来。前朝在古代称为“朝政用房”，后寝称为“寝居用房”。从历代皇宫建筑群的规划可以看到，帝王处理朝政的殿堂总是建在宫殿的前面，生活起居以及娱乐部分总是建在后面，明清紫禁城的规划就是一个典范。明清紫禁城的前朝部分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以及东西两侧对称布置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这里是帝王政治的中心。太和殿是宫城最重要的一座殿堂，皇帝登基、完婚、寿诞、命将出征，每逢重大节日接受百官朝贺和赐宴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礼仪。其后的中和殿是帝王上朝前做准备与休息的场所，中和殿北面的保和殿是皇帝举行殿试和宴请王公的殿堂。后寝部分主要包括皇帝、皇后以及宫妃生活起居的场所，如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东西六宫，以及御花园等娱乐服务性建筑。这种合乎实际功能需要的前朝后寝的布局原则成了历代皇宫营造的基本格局。

2.三朝五门

古语称宫殿为“九重宫阙帝王家”，这种门阙森森、宫殿重重的宫殿制度形成于周朝初期。《左传》和《礼记》记载周朝的宫室制度时写道，在宫室的大门前面有阙。阙是一种高台建筑，用于登高远望，又称为宫阙，它是观察防御、揭示政令、纳取臣子建议的地方；其后有五重宫门，叫做皋门、英门、路门、库门、雉门，起到壮大威慑力的作用；后有大朝、内朝和外朝三朝。北京故宫的“五门”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朝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朝五门的宫殿布局在礼制上一直被后代皇帝所延续，但是在建筑形式上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又有所改变和发展。总之，这种宫殿建制不仅威严壮观，具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等级和秩序精神的象征和体现。

3.左祖右社

根据《周礼·春官·小宗伯》记载，“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帝王宫室建立时，基本遵循左祖右社的原则。宗庙的空间位置应当在整个王城的东或东南部，社稷坛的空间位置则在西或西南部，这种做法一直沿袭下来。现存的北京中山公园名为“五色土”的方形大平坛，就是明朝永乐年间营造北京时建的社稷坛。

4.中轴对称

作为古典建筑的重要代表，宫殿规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中轴对称。古人尚中观念在宫殿营造上得到严格执行，重要建筑从南至北依次排开，布局严谨，秩序井然。明清紫禁城的前朝三大殿、后三宫以及重要宫门、广场均分布在中轴线上，附属建筑位于两侧，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古代社会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

（二）宫殿的文化内涵

1.宫殿建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衡量标准之一

根据目前文明史学界形成的共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否进入文明阶段有三项衡量标准，即文字、青铜器和宫殿。据此，我国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迈入文明国家行列，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古国。

2.宫殿是皇权的象征

作为建筑，宫殿除了具有最基本的居住、办公、游乐功能之外，还具有重要的象征功能，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最高政治权威的表征。这种思想最早来源于汉代未央宫和长乐宫的建造。这两宫建于刘邦和项羽楚汉相争的年代，气宇轩昂、雄伟壮观。刘邦从前线归来，勃然大怒，斥责负责督建的丞相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不慌不忙答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可见古人早就知道宫殿建筑需壮丽宏大以显示皇天之重威，历朝历代的宫殿尤其是明清的紫禁城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一代王朝的无上权威与宏伟的气势。

3.宫殿反映了鲜明的等级观念

从建筑装饰上看，这种等级制十分明显。细心的游客会观察到，故宫屋脊上有数量不等的琉璃小兽。这种走兽装饰的最高等级规定是用9个，各有其名，即龙、凤、狮、天马、海马、獬豸、斗牛、狻猊、押鱼。紫禁城前三殿中的太和殿和保和殿屋顶上用的是9个，后三宫中的乾清宫、坤宁宫用的也是9个；交泰殿、中和殿地位稍低，用的是7个，太和门地位重要，用的也是7个，地位稍低的乾清门用的是5个；御花园的亭阁上只用3个。宫殿建筑的重要大门用的是一种木板门，上面有一排排的门钉，这些门钉最初是用来固定木板的钉子头，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装饰，并成为区分建筑等级的一种标志。明代规定，皇宫建筑的大门用红门金钉，以下官吏根据级别大小分别用绿门、黑门，用铜钉、铁钉。门钉数量上也有等级的规定。皇宫大门的钉最多，9路9排共81枚钉；往下依次是7路7排49枚；5路5排25枚。一副简单的板门记载着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度，社会思想如此明显地反映在建筑装饰中，实在令人为之一叹。

4.宫殿受阴阳五行观念影响较大阴阳五行说影响着宫殿的布局和规划。阴阳五行说是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合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观念，反映了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看法。阴阳说最早在《易经》中有所体现，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哲学思想，泛指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事物，如天地、日月、男女，数字的正负等等，阴与阳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元代在各地还设有阴阳学官，专门负责观察天文、星卜，测定宅地方位以及趋吉避凶等事物。“五行”是指构成物质的五种元素，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将金木水火土构成世界万物的五行说，改造为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论。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阴阳五行说对宫殿的规划布局和建造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外朝为阳、内寝为阴的原则，形成了前朝后寝的布局；根据数字中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在外朝修建了三大殿，后寝建造了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是清中叶1798年补建的。阳宅风水理论的影响也很大。这种理论认为，住所建造在背山面水的地方最吉利，山挡风，水源好，日照充足。而紫禁城不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于是人工营造了一个背山面水的阳宅格局。在紫禁城的北面，利用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了一座高达42米的景山，营造了背山的吉祥格局。又从护城河中引出水流，自宫城的西北角流入宫中，经过武英殿、太和门、文渊阁、南三所、东华门等重要建筑和宫门前，到东南角又流入护城河，形成建筑前面临水的佳境。河道弯曲如带，也称为“玉带河”。玉带河不仅具有风水作用，也有排泄雨水、供水灭火的功能，它横贯太和门前，无疑也增添了环境的意趣，加强了广场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年代久远的实物，目前保存下来的很少。曾经显赫一时的宫殿建筑如今大都荡然无存。相比之下，古代的陵墓建筑因为多为砖石结构，且埋藏于地下，反倒基本保留下来。据统计，至今地面有迹可循，年代可以确认的帝王陵墓有100多座，其数量之多，技艺之高，享誉中外。在这类建筑中，除了陵寝本身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雕刻、绘画和碑帖文字，它们与建筑融合在一起，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一份丰富的遗产，也形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一）陵墓形制的发展阶段

1.方上——秦汉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君王陵墓区。这时帝王陵寝的陵区规划、陵园建筑、陵墓形制以及随葬制度已经初具雏形，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到秦汉时期基本定型。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动用70多万苦力，前后耗时38年，斥巨资修建了始皇陵。秦始皇陵封土采用方上形制，顶部平坦，原高约115米，现存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陵体四周筑有两层城垣，内城四周共长2525米，外城周长6294米。始皇陵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座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目前，秦始皇陵尚未开掘，文献记载始终是一个谜。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发掘了始皇陵兵马俑坑。这些威武雄壮的“御林军”气魄宏大，阵势宏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不仅是震惊中外的地下军事博物馆，同时也是驰名中外的古代文化遗产。

汉承秦制，墓室深埋地下，累土为方锥形去其上部，作为陵体，形状酷似覆斗。陵园前开始出现神道，两侧建有石雕刻和石建筑。汉代帝王陵墓以武帝茂陵规模最大，冢高46.5米，周长240米。汉代陵墓是保留至今的唯一一种汉代建筑类型，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以及明器，为今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形象资料。

2.以山为陵——隋唐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在陵墓建造上比前代更加追求陵冢的高大。为了显示雄伟壮观，防止盗墓和水土流失，唐太宗开创了以山为陵的先河，选择有气势的山脉为陵体，开凿墓室。平面布局是在山陵四周建筑方形陵墙围绕，四面建门，门外立石狮，四角建角楼，神道顺地势向南延伸，两侧的石人石狮比前代增多。这种利用天然山势环境，加以人工规划而建成的庞大陵区，确实更能体现出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心理取向和一统华夏的强大意志。

3.宝城宝顶——明清

明十三陵是一个庞大的皇陵区，位于北京昌平县以北的天寿山南麓。除朱元璋的孝陵和代宗景泰陵以外（葬于北京西的金山口诸王墓地），明朝13位皇帝的陵墓都在这里。

朱元璋开启了有明一代的统治，其孝陵的封土形式及布局也成了明清两朝皇陵的标准格式。孝陵没有模仿唐代的以山为陵，而是采取“宝城宝顶”的建制，既威严肃穆，又防止雨水冲刷，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陵墓前有长长的神道，神道上依次排列着大金门、石碑、石柱、文臣及武臣，直到棂星门。进门过金水桥到达陵墓中心区，在由南至北的中轴线上分布着大红门、祾恩门、祾恩殿、方城明楼、宝城。十三陵延续这种建制，集中建造在一起，各陵既各自独立，又有共同的入口和共同的神道，组成一个统一的既完整又有气势的皇陵区。目前，除万历皇帝的定陵于1956年发掘以外，明朝皇陵都没有发掘。

清朝皇陵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沈阳建造了福陵和昭陵。入关后，在河北遵化县建造了清东陵，葬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五帝及其后妃，在河北易县建造了清西陵，葬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帝及其后妃。这两座陵区承袭明制，各陵既独立又相互联系，陵区拥有共同的神道，有隆恩门、隆恩殿、明楼、宝顶等一系列地面建筑，地宫深埋宝顶之下。清代陵墓与前代不同之处是开始为皇后另建陵墓，慈禧太后的普陀裕定东陵，无论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装饰的精美程度上，还是装饰主题的寓意上，既超过了作为皇后应该享用的标准，也超过了一般的皇帝陵墓，确实是她生前穷奢极欲和权倾朝野的真实人生写照。

（二）陵墓建筑的文化内涵

1.事死如生

走入帝王陵墓的地宫，仿佛就置身于帝王的宫殿。地宫虽然深埋地下，是帝王以及后妃百年之后的居住场所，然而受“事死如生”文化传统的影响，生者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居住情形为死者安排冥间的一切。地宫的建制模仿宫殿，大部分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边相当于堂，后边相当于室，用来放置棺木。如明神宗定陵地宫的墓室由5个高大的拱券石室组成，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东西配殿。后殿相当于室，中殿相当于堂，前殿相当于庭，两个配殿相当于房和厢。帝陵神道两侧的石像生象征着朝中位列两侧的文武大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宝座上的古代帝王憧憬着自己的政权统治与日月同辉，希望在冥间继续生前豪华的生活，威严浩大的地宫及其内部种类繁多的明器和价值连城的随葬品都是这种思想的见证。

2.厚葬之风盛行

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盛行的国家。守孝、祭祖是中国儒家礼俗中的头等大事。“何谓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厚葬是表示生者对死者忠孝的一种重要方式。厚葬以明孝，通过埋葬死者来规范生者的行为举止，强化忠孝等级和伦理观念。历史上很多明君如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都提倡薄葬，但在整个古代社会厚葬的风气始终都很浓厚。这种传统甚至延续到当今社会，这与中国几千年的礼制传统不无关系。这种风气为我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建筑遗产与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同时也引来了持续不断的盗墓之风。众多陵墓在不同时期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有的甚至遭到致命的洗劫，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为后人了解消逝的历史建筑文化与工艺艺术设置了障碍。

3.深受堪舆学说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帝王非常重视自己的陵墓选址。堪舆学说民间称为风水学说，对陵墓地址的选择影响重大。这种学说认为，选择好地，则子孙荫福，选择坏地，则祸患无穷。《葬书》中提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选择阴宅最理想的环境是背靠祖山，前景开圹，有流水自山间流来，呈曲折绕前方而去，朝向是坐北向南，形成一个四周有山环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良好环境。目前已知的陵墓建筑除北宋位于河南巩县的陵墓以外，大多建在这样的环境中。

4.具有鲜明的等级性

同宫殿一样，古代陵墓建筑也是重要的政治性建筑，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陵墓的方方面面都印上了等级制的痕迹。社会等级不同，死后使用葬具的规格差别很大。根据《礼记》记载，“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不得僭越。陵丘形状也有具体规定，比如秦汉时期，只有帝王才能用方形坟丘，一般贵族官员只能用圆锥形坟丘。石像生的数量也有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可制石人、石羊、石虎各两件，四五品官员只能制石人、石羊各两件，六品以下则不得制。相比之下，皇帝陵墓的石像生一般都在10对以上。唐朝帝王陵园中的石像生初具规模，如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中，神道长3公里，两侧整齐排列的石像生有朱翟1对，石马及牵马人5对，石人10对，石狮1对，充分显示了帝王的威严与权势。

中国古代坛庙建筑的主要特点

坛庙建筑显然是一种礼制建筑，是因古代中国社会严格的宗法礼制而生的建筑。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经常遭受灾害和野兽的侵袭。受到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对此难以做出科学的解释，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了供奉祭祀这些神灵，建立了大量坛、庙、祠堂等形式的建筑。

1.祭祀天地

祭祀天地等自然神灵是古人生活中一项至关重大的活动。

人类早期生存的威胁大多来自狂风暴雨、闪电雷击等自然灾害。人们相信“天”是至高无上、操纵一切、无所不能的主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各有其神，支配着作物的生长和人间的祸福。因此，祭祀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灵很早就成为早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家形成之后，君王或帝王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将自己比作天地之子，受命于天统治百姓，增强政权的合理性，强化自己的政权统治。祭祀天地因而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重要的政治活动。而且发展到后来，成为统治阶级的专门权利。《礼记》中规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诸侯只能“祭山川，祭五祀”，平民百姓祭祀天地的活动则是越轨的非礼行为。

为了表达对天地诸神的崇敬与膜拜，历朝统治者在都城中都建造了相应的建筑，定期举行祭祀活动。根据礼制关于郊祭的原则，以及古代中国的阴阳哲学，形成了祭天于南、祭地于北、祭日于东、祭月于西的格局。郊外远离城市的喧嚣吵闹，增加了祭者的肃穆崇敬之情。流传至今的祭祀天地山川的建筑有北京的天坛、社稷坛、山东泰山的岱庙、湖南衡山的南岳庙、陕西华阴的西岳庙、河南登封的中岳庙以及山西浑源的北岳庙等。

北京天坛是典型的代表作。北京天坛在各种祭坛中规模最大，建筑规制也最高。祭祀性建筑主要包括斋宫、圜丘、祈年殿、神乐署、牺牲所等。古代的能工巧匠使用形象、数字以及色彩等手段确保天坛不仅在物质上满足祭祀的要求，还在精神上实现帝王的祭祀需求。古代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之说，因此，在天坛建筑中，圆与方的形象被大量运用。圜丘坛中的“九”文化体现了阴阳学说，反复使用九和九的倍数，与《周易》中“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说法相合，暗示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坛的多数建筑都使用了黄色和蓝色，象征土地和苍天。这些象征元素的使用，再加上坛庙中栽种的大量青松翠柏，共同营造了一种肃穆、崇高和神圣的意境，表达了后人崇敬和怀念的情怀。古代匠师高超的建筑艺术，为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2.祭祀祖宗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始终是国家统治的基础。自上至下重视血统、尊敬祖先。这种依靠血缘维系人际关系、家族利益乃至国家一统的宗法观念渗透到古人的思想意识中，从帝王的祖庙到庶民的祠堂无一不是宗法制度的物质象征与必然产物。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是祖庙或称太庙。按照“左祖右社”的营国规定，历朝历代都将太庙建在宫城的左方，在王城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周礼》中还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屋室为后”。说明了宗庙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祭祀祖先的正殿位于中轴线上，面阔11间，重檐庑殿屋顶，坐落在3层石台基上，这与紫禁城前朝三大殿、长陵的祾恩殿、天坛的祈年殿规格相同，说明祭祀祖先是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周礼》规定：“古者天子7庙，诸侯5庙，大夫2庙，士1庙，庶人祭于寝。”明朝以后，普通百姓有了专门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祠堂或家庙。祠堂是祭祖的圣地，祖先的象征。朱熹《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如果遇上灾害或者外人盗窃时，“先救祠堂，后及家财”。显然，祠堂具有关乎宗族命运的神圣地位。在中国南方地区，诸如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祠堂大多是传统的四合院式建筑。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前为大门，中卫享堂，后为寝室，加上左右廊庑，组成前后两进两天井的组群建筑。祠堂的功能首先是供奉和祭祀祖先，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其功能得到不断扩大和延伸，成为族人举办婚丧嫁娶、娱乐庆典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是本地居民的社交场所和社会活动中心。

祠堂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维护礼法的一种制度，是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精神象征。通过祠堂的建造规模、建筑形象以及装修装饰，能够显示宗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与权势。目前，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祠堂主要有广东陈家祠堂、安徽的胡氏宗祠以及江苏的瞿氏宗祠，游客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祠堂古老的建筑风格和卓越的营造技艺。

3.祭祀圣贤

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诞生了很多圣哲先贤，人们为他们建庙立祠，表达钦佩崇敬之情。这类纪念性建筑种类繁多，包括儒家贤哲庙、将相良臣庙、文人学士庙等等。它们分布的范围最广，涉及的对象最宽泛。除了帝王或政府下令修建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民众自愿所建。。这类礼制建筑较为重要的有山东曲阜孔庙、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以及杭州的岳王庙等。这些对大众开放的祠庙，保存了许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以及绘画碑刻，不仅成为当地文物的集中地，还是游客了解某一地方历史沿革、风土民情的最好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