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司马错:西进灭蜀、伐魏攻楚,为秦国逐鹿中原奠定基础

战国末期，王室衰微，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各个诸侯国都在想方设法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在从分裂到大一统的历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良臣名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将那个时代点缀得绚烂多彩。

在秦国逐渐崛起的道路上，战略家司马错就是一块坚实的铺路石，灭亡蜀国、伐魏攻楚，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他均有所建树。

早年的司马错，拜在纵横家门下学习，培养出了不俗的辩论功力。在历史上，他与当时的秦国丞相、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的国力并不如后来那样强大，西有蛮夷侵扰，东有列强虎视眈眈，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秦国西南部有巴国、蜀国、楚国三个国家，形成了三国鼎立、互相牵制的局面。

原本这三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与秦国无关，只是有一年，巴蜀两国交战，巴国败退，蜀国又借机想要灭掉一个名为苴国的小国。

苴侯无奈逃往巴国，巴国国君不得已向秦惠文王求助，而蜀国国君此时却也派人向秦国求助，想要一举吞并巴国。

巴蜀之地，对于当时的秦、楚两国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若楚国得到了它，秦国就会陷入楚国的包围之中，再难挥师东进，逐鹿中原；相反，若秦国得到巴蜀，楚国的都城郢都就完全暴露在秦国的势力范围中。

秦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这块地方，无奈蜀道过于艰险。千年之后李太白有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唐代仍如此，更何况更为落后的战国时代。

但不巧，秦国的老对头韩国此时也来寻仇，秦惠文王一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另一边又涉及国家的尊严，实在难以抉择。

朝堂之上，大臣们也争论不休，两方相持不下，秦惠文王干脆让主张攻韩的丞相张仪与主张攻打巴蜀的司马错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辩论，以便尽快作出决定。

张仪认为，此次若先与楚、魏两国交好，再攻打韩国，就能出其不意逼近周王室的都城，到时就能够逼迫周王交出传国的天子九鼎，进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就一番霸业。

巴蜀两国只不过是尚未开化的蛮夷小国，即使攻下也不能彰显秦国兵力，不足以兴师动众。

而司马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贸然进攻韩国会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更会引起周王室的反感。

倘若周王先一步与齐、楚、赵、魏等国交好，割让土地，交出九鼎，那么秦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还会落下不仁不义的恶名。

相反，出兵巴蜀不需要过多的兵力就能轻松拿下，不仅不会引人注目，招来恶名，还可以利用巴蜀之地的富庶增强秦国的实力，为以后的壮大做铺垫，可谓是一举多得。

聪敏的秦惠文王立刻明白，攻打巴蜀才是自己的上佳选择。同年十月，司马错奉命出征，率军消灭了蜀国，巴、苴两国还未来得及庆祝，也被司马错一并消灭。

此后，巴蜀两次叛乱，都被司马错平定，秦国的领土扩大了将近一半，人口、赋税同样增加不少，国力更加强大，有了更加雄厚的实力能够支持将来的进一步崛起。

提起秦昭襄王时期的名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有“杀神”之称的白起，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司马错的积累，也许秦国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白起那样一往无前、不顾一切的精进。

作为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在《史记》中却没能拥有自己的列传，但尽管如此，从有限的笔墨中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位老将超人的风范。

公元前295年，司马错担任秦国国尉，率军攻取魏国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

公元前291年，司马错担任左更，率军攻占了魏国轵邑（今河南济原南）和韩国邓城（今河南孟县西）。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军由陇西南下，经过蜀地东进，攻取楚国黔中郡（郡治不详）。

秦国的军队，向来有“虎狼之师”的称谓，但在上下一片杀伐之气中，司马错却显得沉稳自如，他没有后来的白起、王翦、王贲那样的冲劲，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演绎出了战争的艺术。

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类比：

白起、王翦、王贲行军作战，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恰好是秦国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沉淀之后的喷薄；而司马错稳健的风格，就是秦国积累、沉淀的过程中最好的体现。

就像秦国从荒野小国一步一步成长，最终才积蓄出吞灭六国的强大力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说的就是如此。

对于这位智慧和勇气并存的名臣，史书的记载少之又少，几场大战结束，司马错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甚至无法得知他确切的生卒年，更不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必然是得到了满意的归宿。《史记》中铺张笔墨描写的，往往是悲剧的结局，譬如白起、譬如李牧、蒙恬再到后来的项羽。

英雄的悲剧通常能激起读者无限的遐思和无穷的回味。

司马错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他必然有一个平安顺遂的晚年，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圆满结局，得以善始善终。

千年后的刘禹锡，在登上少梁古城后，心绪涌动，为司马错提笔作诗：

于历史，他也许只是帝王将相的附属，可是对于他自己，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一生戎马，出将入相，不负此生。

被中原各国视为半开化的偏远之国秦国为什么能最终统一天下

秦国从来就不是地处偏远，秦国发源于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兴平市一带，而当时无论是秦国也好，还是中原的诸多诸侯国，比如晋、楚、燕、宋、齐国等等，都隶属于周朝，奉周朝为宗主国。而周朝同样是起源于陕西武功到宝鸡一带，与秦国一直是近邻，如果说秦国地处偏远不开化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的周朝难道也是偏远之处，也是不开化吗？显然并不是。

中原各国如果笑话秦国是半开化的偏远之国，那简直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错，秦国成为诸侯国的历史的确晚于中原诸侯国，但是秦国能够统一天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地理因素上的优势，也就是说“地利”。

正因为秦国地处西部边陲，处于华夏文明的最西边，但秦一直隶属于华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秦的命运在早期与西周王朝的命运紧紧相连，秦国之所以成为诸侯国，就是因为与西周王朝唇亡齿寒。秦国先祖秦非子因为给西周王室养马有功，第一次被周孝王赐予封地；

秦庄公因为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同时赐予天水之地；秦襄公因为西戎之乱，保护周平王有功，并且协助周平王东迁，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自此，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

秦国的建国离不开西周王朝的协助，但秦国能够在关中建国，凭借的是数代人不断的努力拼杀，不断的击败西戎，巩固了秦国的诸侯国地位，而关中平原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不仅西周王朝发源于此，而且关中地理优势明显。

关中平原也叫渭河平原，南依秦岭，北靠黄土高原，向东出函谷关就是一片平地的关东之地，向西是通往西域的唯一通道河西走廊，当时还没有完全通畅，秦国之地更像是一个被环抱的风水高地，易守难攻，居高临下。

优势的地理位置为秦国的发展赢得了时机，当中原诸侯彼此混乱不休时，秦国只要解决更西边的西戎，守住山川险道，敌人就很难攻进来，这就是秦国的地利优势。秦国除了有地利优势外，还有尚武的风气。

正因为秦国地处西部边陲，常年与西戎战争，秦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与西戎的百年战争史，秦国靠着数代人不断的努力拼搏，数位国君战死沙场，无数老秦人为着建国梦魂断关中，强大的西戎从未能阻止秦国崛起的步伐，反而养成了秦人骁勇善战、争强好胜的个性，秦人尚武，不惧血泪，成为秦国崛起的第二个原因。光有地利和尚武显然不足以统一天下，但秦国自秦孝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时期，实行的商鞅变法，是中国战国时期，变法最成功，改革最彻底，态度最坚决的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

商鞅变法实际上就是将秦国打造成一部战争机器，所有变法的内容无一不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军功爵位制极大的调动了秦军的战斗力，以首级论军功，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是秦国成功的关健，这成为下层民众依靠功劳进入上流社会提供了唯一的途径。

抑商重农、奖励农耕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种粮和织布的积极性，为秦军发动战争提供了粮食和衣物的后勤保证，有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的保证，使秦军成为当时战国时期唯一的虎狼之师，令六国闻风丧胆，为秦国统一天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难能可贵的是秦国自秦孝公之后，历经六代国君，直到秦王政，仍然在坚定不移的执行商鞅之法，没有一位秦国国君忘记先祖的使命，没有一位秦国国君安于享乐，至始至终都在为了秦国统一之梦而奋斗。所以，秦国能统一天下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秦国实行了一部正确的商鞅之法，并至始至终的贯彻到底，使秦国成为天下第一强国。

秦国能够统一天下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秦国虽强，但并不是完全以武力征服各国，在秦国弱小时，秦国的国策是忍辱负重，发奋进取，比如秦献公时期，秦国无法与强大的魏国对抗，因此割地求和、韬光养晦，自商鞅变法开始强大后，秦国开始主动出击，收复失地，拓展国土。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还得靠张仪连横合纵来对抗六国，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经很强大了，但国策是“远交近攻”，秦始皇时期，进行统一战争，仍然是战争+金钱受贿，一面挥舞大棒，一面拿着胡萝卜，恩威并济，进布统一天下，这靠的是正确的战略。秦国能够统一天下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海纳百川，不拒人才。

从秦穆公用五张羊皮将百里奚赎回，拜为大夫开始，无一不显示秦国非常重视人才，而且是外来人才，百里奚是齐国人，但得到了秦穆公的重用。秦孝公时期，起用卫国人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国的基础，商鞅是卫国人，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

秦惠文王时代，重用张仪使用连横的外交手段，破坏六国的合纵攻秦的政治手段，张仪是魏国人，受到秦惠文王的重用。秦昭襄王时期，重用范睢成为秦国相国，提出了远并近攻的正确策略，范睢是魏国人，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

等到秦始皇时期，重用了李斯、尉缭等人，进而统一天下，数代秦国国君从来就是重用人才，而不惜一切，即使秦始皇因为听信谣言排挤外来客卿，仍被李斯的《谏逐客书》所劝谏。秦国能够统一天下，与秦国重用人才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后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