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人与南方人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有什么区别

北方人与南方人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有着许多的不同，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区分：

第一，在饮食习惯上，北方人以面食为主食，喜欢吃饺子、面条。喜欢喝酒精度比较高的酒，喜欢喝烈酒。南方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各种以米为原料做成的食品，在酒上追求酒的低和绵长。北方冬天有储白菜的习惯，南方没有。

第二，在居住环境上，因地理环境不同，北方农村一般多睡土炕，城市窗户一般多为双层玻璃，家里有城市供暖系统。南方农村一般多为木质木床，城市家庭无城市供暖系统，

第三、语言发音上。北方人相对而言普通话比较标准、清晰。南方人说普通话时会f和h、n和l不分清楚。常常会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什么人说普通话的说法。

第四，在性格上。南方人相对比较婉转，细腻。表达什么看法和意见时，一般会委婉的表达，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南方人性格大大咧咧，表达看法和意见是直来直去不做任何隐藏，一般不太会注意对方的感觉。

在水边的居民性格是怎样的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江凌

内容提要：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

作者简介：江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史学博士。

关于性格的形成，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天生与后生的合金，性格受于祖代的遗传，并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断改变、完善。这表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由生物性或遗传性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性格特征，即先天性格，或者说是性格中由先天因素形成的部分；二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性格特征，我们称之为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是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性格”概念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边缘比较模糊的概念。近人梁启超以“人格”指称集团或区域的文化性格，从心理层面阐释“文化性格”之意义。梁氏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①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团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是一个团体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②其后，有人提出“现代性人格”“社区性格”“国民性”“民族性格”等与“社会性格”等相通或相容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文化性格的内部因素，它通过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表现出来。同一文化区域居民的区域文化性格秉承传统文化基因和居住环境的稳定性，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区域会由于社会结构、移民、外来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区域文化性格既有其“地域”的持久性，又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与流变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区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征。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区域中形成的。由于文化区域划分的层次或级差不同，根据其文化特征所划分的文化区域，有大小、粗细之别。因此，文化地理学者们在划分文化区域时，用文化大区、文化区(可称为第一层次，宏观文化区，如世界11大文化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等)，文化亚区、文化副区(可称为第二层次，中观文化区域，如齐鲁文化区及齐文化亚区、鲁文化亚区，岭南文化区及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亚区)、文化核区(如某一城市文化区及其亚区)等概念。从理论上讲，在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中，越是过高层次的抽象，其涵盖性越差，越不准确；反之，越是具体的分析，则越能达成准确的识别③。

为了便于区域文化性格比较和相对具体的识别，本文以两湖地区(包括荆楚文化亚区和湘楚文化亚区)这一中观文化区域为例，抛砖引玉，以识别与剖析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人类体质，而人类的文化性格正是以特定的人类体质为载体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不同区域因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山川风土不同，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便会有差异。

两湖地区地处内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位置便利，易为各地士民、绅商或其他移民、流民聚集，形成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比如，鄂西、鄂西北山区因山高林密、地势险峻而相对封闭，与外界文化交流较少，加上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形成了朴野率直的文化性格。两湖平原水网交织，物产丰饶，经济发达，社会分工繁杂和生产方式多元化，加上移民因素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其居民养成了机变智巧、包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湖南省东、西、南三面环山，境内有五分之四为山区，北面又有长江天堑和洞庭湖阻隔，所以在近代以前与外域交通和联络相对困难，呈现半封闭状态。大凡交通不便，对外接触较少的山区居民，性格相对刚直强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盖地理使之然也。”④曾国藩招募湘军，多用湘乡、宝庆等地的山僻之民，就是看重山乡之民犷悍朴实、好勇率直的性格特征。“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⑤

然而，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Gottman)认为：“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⑥

而自先秦以来的楚文化传统所传承而来的性格胎记正是两湖地区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云：“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⑦人们最初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调配颜色时先着的底色，以后再加进其他什么颜色，都无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响，就好像是一种文化胎记。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经历多少文化色彩的叠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难以彻底抹消的。因为，在文化性格的嬗变中，价值观念、信仰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一旦形成传统和定势，便很难改变。近代楚文化是从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传承而来的，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恋乡爱国、尚勇好斗、机智灵巧、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历史影子。以尚武好斗、刚勇劲悍的性格为例，史家扬雄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楚人崇尚武力，刚毅强悍，作战英勇，连年征伐，视死如归，如《楚辞·国殇》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随葬兵器司空见惯。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例，出土兵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制作精良。在已被考古发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

宗法与地缘、血缘因素也是两湖地区文化特具景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村落、集镇，居民基本是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在一定地域聚族而居。在区域乡村社会中，由德高年长者、士绅或有文化的读书人担任的族长充当着“文化领袖”的角色，乡村居民的文化性格往往受其影响很深。诚如近人梁启超先生云：文化愈低的地方，历史人格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几个“首出的人格”，变成了“众趋人格”。梁氏以“史迹集团”为例，认为“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⑨。明清以来，两湖地区地方宗族组织比较完善，两湖平原和鄂西、鄂北、湘东、湘西、湘南等地宗族常为争夺湖泊、水源、山林、土地而纠纷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成百上千人的械斗，其尚勇好斗、强悍劲直的文化性格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两湖地区城市(镇)兴起后，城市(镇)中的移民常常以地缘为纽带，组织各种商帮，如沙市以地缘而组成的江西帮、安徽帮等十三帮，以会馆为活动中心，形成了不同地缘的商业文化性格特征。湖南犷悍朴实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汉、蛮、苗等不同民族杂婚相关。湖南自古是苗瑶等蛮夷民族杂居之地，蛮夷民族的性格比较野蛮不驯、强悍朴实。明末清初硕儒顾炎武曾说：“(湖南)诸蛮错处之地，蛮子骠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⑩光绪《湖南省志》称：“蛮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刺以刀刃，百十年必报复仇杀。”(11)自春秋战国以来，汉、苗杂居，互相通婚，血缘混合，更赋于一种强悍之气，“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12)。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甚至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13)湖南人的苗、蛮、汉混血的血统造就了强悍刚劲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近代湖南的丰功伟绩。

移民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变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移民迁入到低态势文化的地域，对迁入区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影响更大。两湖地区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优越，自先秦楚人南迁以来，一直是人口迁入和流动频繁的区域。明清以前，历史上历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基本都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北方移民(包括士绅、商民、流民等)向南迁入文化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的两湖地区，对当地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影响较大。比如，湖南原为苗蛮居住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移民入湘以来，华夏族与蛮夷之间为争夺土地、水、山林等资源，相互争斗不止。明清之际，大批江西移民入湘，受土著居民抗拒，强悍械斗之风盛行(14)。在这种激烈争斗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尚勇强悍的性格。同时，大凡背井离乡、迁移他乡的移民，多有开拓意识和自立进取的精神。江西人进入湖南后，面临环境的挑战和土著人的排斥，更勤劳、实干。他们与当地民族杂居，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强韧、犷悍、刚直的习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文化性格。

与此同时，近代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社会心理、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与影响。一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否被大众接受和遵循，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大众心理是否认同。从众心理、入乡随俗的观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观念。当两种文化相交之时，往往会出现文化的涵化，导致区域文化性格的变异。以崇洋求新、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为例，近代社会转型以来，由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渗入，崇洋求新的心理经开明绅士、地方官员等“文化领袖”的倡导，以及西方传教士、外商、出国考察人员和归国留学生等人士的言传身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近代汉口、武昌、长沙、岳阳、沙市、宜昌等两湖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以来，随着西方社会衣饰、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逐渐进入，由于其物美价廉、质优实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人们一反原先的仇洋排外心态，转而崇洋趋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趋向求新、奢靡和开放包容。在两湖地区开埠通商城市以及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里，普通百姓购买洋货洋物，富商大贾和官绅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新教，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习染西方习俗。“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茶，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15)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更多洋货的到来，更多新奇事物的输入，湖南人的好奇心和进取、求新、开放的精神蠕动起来，湖南维新变革、新政运动，开民智、兴新学，发展工商业，等等。不能不说是受到西方宗教、商业及其物质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影响的结果。

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受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而这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使然。因而，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尽管文化性格的变迁相对缓慢，但总体而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基本一致。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力促进了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城市(镇)商业经济的繁荣，以汉口为例，“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鱼虾鯹就岸，药料香过岭，黄埔包官盐，青箬笼苦茗，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16)。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增多，物质的富裕，易导致机巧和奢华习性的嬗变。“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17)近代两湖地区沿江港口商业城市在崛起的过程中，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性格场域，城市广摄各地文化，经过融合变异，形成新的城市文化性格，然后向周边辐射，引发两湖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居民文化性格的共振和嬗变。比如，近代两湖地区各地普遍存在的机智巧猾、奢侈华靡的文化性格，即是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文化性格共振、辐射的产物。

总之，两湖地区作为一种文化地理单元，是一个包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具景象的区域概念，基于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模式的区域群体的文化性格就是这一区域内的特具景象、文化景观或“感觉标记”。而这一特定区域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其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二、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特征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物，相同的文化传统会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产生相同的历史感应和心理认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这种非具象的文化传统的感应和文化氛围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认知区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秦荆楚文化传统是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深层的记忆。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在个人无意识的心理中，不仅保留着他自己从童年以来的经验，而且保留着他所属种族的祖先们的经验，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18)。这个种族记忆是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个人对外界反映的倾向性。因此，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变异。

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荆楚文化自古有爱乡爱国传统，自先秦时期，楚人的爱乡爱国精神便代代相传，从楚人的“地随人迁”情结到楚国平民“相率而为致勇之寇”，从屈原的爱国忠君到西汉贾谊的忧国忧民，从岳麓书院师生的抗金御元到明末清初的救亡抗清，荆楚地区士民书写了一曲曲爱国爱乡的壮美故事。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两湖地区士民雄起而救国，先是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再接着革命派前赴后继以救国，爱国运动接连而起。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两湖地区青年学生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1900年9月22日，两湖书院学生听说东三省已遍插俄国旗帜，便集会要求政府对俄宣战(19)。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月刊，1906年10月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洞庭波》杂志，均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为宗旨，进行爱国革命宣传活动。即便是重利奢靡的商人在民族危急关头，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志士的爱国救亡运动更是可歌可泣，比如，湖北革命志士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

荆楚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就有容纳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传统，后经历代演变，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两湖地区的荆楚民众传承并发扬了这种革新精神。在近代湖北，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主张学习西学，变革社会，并创办各种工商实业，改革教育，发展军事，鼓励创办报刊等，使湖北革新精神为之一振。清末民初，湖北社会变革运动日益高涨，学生群体爱国进步，革命小团体先后组建。共进会、文学社等革新势力越来越大，新绅士领导了湖北立宪运动，革命派撰写、创办诸多进步书刊进行革命宣传，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五四时期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志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等等，革新浪潮波澜壮阔。在湖南，洋务思想和洋务新政日渐显著，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亦如火如荼。“近日湖南风气(按：指新政运动)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20)以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等为首的湖南维新派开民智，倡西学，开设学堂、举办学会，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建立各项新文化设施。唐才常曾满怀豪气地说：“古有燕赵，今有湖南；日本有萨摩二省，中国有湖南一省。救中国从救湖南始。”(21)五四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创办各种革命刊物，亲自组织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先秦荆楚文化时期，楚人即具有浓郁的包容和开放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清和晚近时期。在明清至晚近以来官绅移居、农业性移民、商业性移民、城市化移民频仍和近代西方寓居侨民的作用下，两湖地区本地民众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性格特征更为明显。比如，晚清时期，湖北数量众多的移民落居异地，与当地居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为当地居民吸收融合，导致社会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如鄂西北山区流民较为集中，清中期时，“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荆襄之人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接踵，聚族于斯，语言、称谓仍操土音，气习风尚，皆各以其俗为俗”(22)。逮至晚清时期，这种交流融合之势更为显著，“山深地僻，五方错处，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23)。在湖南，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左宗棠、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洋务革新；谭嗣同疾呼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即便是保守派的地主士绅王先谦、叶德辉也主张学习西方、发展湖南工商业，积极开采矿产。王氏曾云：“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24)叶德辉则率先与奥商订约开采湖南锑矿，以发展民族工业。这一切都显示了两湖地区近代士民的包容性格和开放精神。

在明末战乱、移民等因素影响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湘籍硕儒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近世学人首倡经世致用思想。两湖地区学者积极响应，清代状元、湖北籍学人刘子壮尊崇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李潢、李元、陈运镇、陈銮、彭崧毓等士绅都强调经世之学，使湖北近代学术和学风渐趋务实和使用，影响所及，从学界到政界、从商界到其他实业界，多崇尚经世致用。近世湖湘文化的精髓即为经世致用，尤其是在近代，面临科技落后、学风空疏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湖南士民更崇尚实学和经世学风。比如，光绪初年，湖南学政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作《湘水校经堂记》，要求学子通经致用；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又进一步发扬湘水校经堂的经世学风；湖南维新运动前夕，学政江标整顿校经书院，使其更加务实和重视践行，从而带动了全省崇尚实学风气的兴盛。此后，谭嗣同、唐才常办浏阳算学馆，《湘报》《湘学报》辟“格致”“时务”“算学”“舆地”等专栏倡导实学，继而湖南矿业、机械、铁路、火柴、轮船、电灯、电报等新兴工业兴起，使湖南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民风为之一振，此后长盛不衰。

既机智灵巧又刚悍劲直。楚人素有机智、灵巧乃至狡猾的文化性格，从先秦直到近世以来。荆楚居民便具有这种性格基因。如《太平寰宇记》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又云楚之俗剽悍、巧猾。此所言则多汉晋以后楚俗之敝者。”(25)晚清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的涌入，为适应人口繁杂交汇和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两湖地区民众性格中机智灵巧的特质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甚至有所谓“明季残破之后，土著者十无一二，率多流寓，四方风气不一，机变遂生，俗之趋于偷也，由来渐也”(26)之叹。近代以来，湖北民间流传的机智、智巧等代表性人物，有荆州的徐苟三、汉阳的贱三爷、黄冈的陈细怪等，但机智过了头便演变为精明狡猾了。这在近代荆楚商界体现得更为突出，“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27)，“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而多诈，多诈则巧法令”(28)。如近代汉口部分商人见利忘义，假冒欺骗、设局坑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三湘四水、山势峻丽的湘楚之地，自古地灵人杰，千百年来便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传统，湘人机智而富有灵气，涌现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洋务派，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人才群体，彰显湖南人的机智和灵气。

文化性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先秦时期，楚人与南方土著蛮夷混居，性格中有蛮风楚韵特色。先秦楚民的刚悍劲直性格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延续至明清和近代。《明神宗实录》载：“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29)在清代地方志中，载两湖地区民风“强悍劲直”者十分常见，如康熙《汉阳府志》载：“本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分土，俗亦大都近之，民多悍狂而不驯。”(30)咸宁“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31)。近代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南士民强悍的文化性格者亦很普遍。如长沙府士民“劲直任气”，岳州府士民“人性悍直”，衡山县“其民尤尚气力”，安化县“任性刚直”，郴州“赋性刁悍”，等等。近代湖南人最鲜明的文化性格为强悍，也有学者归结为不信邪的“骡子脾气”(32)。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33)。近代以来，两湖地区士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诸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与其强悍刚直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

既尚勇好斗又多元杂糅。楚人先祖辟在荆山，以启山林，在艰苦的环境和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不尚武好斗，无以立足，无以发展。因此，楚人四处征战兼并，甚至问鼎中原。长期征战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文化性格，并经过代代延承。明万历甲辰湖北蕲水县进士郭士望在其族谱序言中称：“臣，楚人也。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得也，而以剽勇轻悍之习，喜于佐斗，此则楚人之罪。”(34)《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风俗考》云：“楚俗尚气由来远矣，至兴国蹱习太甚，讦讼成风。”(35)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生存环境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激发下，两湖地区居民这种尚武勇敢遗风得以再次焕发。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湖北青年学生们提出“学战”口号，充当革新之健将。辛亥革命中，参加武装斗争的新军多由学生组成，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笔从军，如蔡大辅、蒋翊武、杨王鹏、蔡济民、何海名等，皆以白面书生，而应募为兵士者也”(36)，体现了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尚勇精神。近代“湖南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37)。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云：“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38)近代湘军集团的崛起得益于湖南人尚勇好斗的性格特征，湖南巡抚陈宝箴云：“自咸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39)革命派领袖人物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40)以青年学生为例，光绪末年的湖南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41)。清末民初，在湖南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学生运动曲》，歌词曰：“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风强俗劲，人材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42)湖南学生尚勇之精神可见一斑。

北方人和南方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南方人和北方人因为地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有如下差异:

1、南方人普遍普通话讲的不好，北方人普通话好。南方方言很多，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方言。就算是同一个省份，不同的地方方言都不同。由于大多数南方人平翘舌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不清。就算上学后学习普通话也会有些口音。北方人虽然也有自己的方言和口音，但是基本上都能听懂，普通话还是很标准的。

2、北方人一般文科好，南方人一般理科好。北方人可能因为从小说普通话的原因，文科成绩较好；南方人比较重视理科，不太重视文科，总是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嘴边。甚至有些瞧不起文科好理科差的现象。

3、北方人语言表达能力强，舞台表演能力也强。南方人比较内敛，上台演讲的能力比较逊色。我想这也跟北方人普通话标准有关系，普通话说的好，现在台上也比较自信。

4、北方人平均个子比南方人高，身材大多比较魁梧。南方人一般身材较为娇小。

5、饮食习惯也不同，北方多以面食为主，南方多以米饭为主。北方人吃菜多以炖菜为主，南方多以炒菜为主。北方多食肉类，习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南方多食蔬菜，习惯细嚼慢咽，喝酒也用小杯，特别是白酒。

6、北方人和南方人在性格方面也大不相同。南方人温文尔雅，北方人个性急躁。就拿买东西来说吧，南方人买东西试过之后，如果不想买，卖家会和和气气的说，行，你再上别家看看，不行在过来。北方人就不一样，感觉像抓到一个是一个，刚来北方上学的时候跟学长老乡们去逛街，简直跟打架一样。如果你试完衣服或鞋子不买，店家就会拉着你，狠狠的问你，你到底想不想要，想多少钱要。那气焰，弄得我一般都不敢自己去买，总是拉着我寝室的北方大姐一起去。

7、北方男生一般比较豪爽，由于北方四季较南方明朗，冷热分明造就了北方人豪爽的性格，北方人崇尚酒桌文化，通常好朋友聚会喝的不醉不归，是真爷们就得喝两杯，南方的朋友来北方保管你被喝的东倒西歪，在北方就算初次相识，只要吃饭，肯定少不了酒。而南方人崇尚的是点到为止，喝酒喝好了就行，没有人劝酒，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以上是我认为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一些差异，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江苏和浙江两省居民在性格、生活习惯上有什么差异

江苏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兼具南北色彩，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多的省份。清代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名称是在清康熙时组建江苏省时取区域南部两个府即江宁府(今南京市)之“江”字和苏州府之“苏”字合成省名。

江苏以富饶之地、鱼米之乡久负盛名，人杰地灵自然不言而喻。所谓才气，倒不是诗酒作赋、博古通今的才学，却是一份钟灵毓秀、含英咀华的才情，一份潜滋萌长、有容乃大的才意。

江苏人亲切随和、宾至如归，不刻意表达或者迎合别人，却是最容易积攒实力的存在。

他们给人以阳光般明媚清爽的感觉，聪明伶俐，有人情味，很少会有锋利的棱角和别人发生摩擦，同时胸怀宽广，志存高远，生活中的他们含蓄低调，圆滑处世，博百家之所长，才能蕴藏无穷的希望。

全国教育看江苏，这里也是中国教育的先驱所在，古往今来满腹才情的江南才子佳人，论才气可能不会输于任何省。

江苏省的简称“苏”的繁体字就很形象地诠释了江苏的含义，“蘇”由草、水、鱼、禾四字组成，象征着江苏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也说明了江苏自古繁华不衰。

江苏人善忍，苏南人喜吃甜食，性情温和，苏北人也没有湖南人和山东人的火暴脾气。

有人说，江苏人天性小气，所以就有了“瘦西湖”。也有人说，江苏人大气，所以又有了“三大湖”。所以，江苏人历来做事谨慎，思想缜密，为人难以查透，正也符合江苏人的聪明伶俐，乖巧，灵活多变的个性。

江苏人聪明伶俐，稳重踏实，不论男女一般都会经商或有一门手艺，如“扬州三把刀”、“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常州武进乱针绣”、“苏州苏绣”、“宜兴紫砂壶”等这些东西都做的十分精美，闻名中外。

江苏人聪明，江苏享有“人文荟萃”的美誉。

自古以来，这里出过众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吴伟业为代表的历代著名诗人，在江苏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正因为江苏人兼具中国南北方人的性格，所以，江苏人做事比较稳妥，不冒险，不激进。

苏南人以苏州为代表，苏北人则以徐州为代表，省会南京则另据其独特性格。

淮河以北的人都有北方人的豪爽侠义。而淮河以南的每个城市则都有一定的江南特色，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江南人的精明能干。

苏南人和浙江人有共同之处，头脑灵活，善于经商理财，文才也比较出众，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苏南地区，苏南人的代表是苏州人，人情练达，精于算计，但过于精明，明哲保身，性格也显得懦弱，因此它出了不少才子。

总体来讲江苏人吃米不吃面，吃甜不吃辣，江北的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就有江南人的善忍聪明，精明能干，而江南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则更有江南人的精灵秀气。

苏南接近上海浙江，也是较早手工业产业化发育成熟化的地区，以常州为例，在明朝中期，就已经有20万台机户，手工协作，对外自由贸易，可谓是较早地进人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苏北因为地理位置较偏，交通不发达，始终局限于农耕，思维更偏向于小农经济。但两地的尊师重教、重视传统、重视家族、重视长幼尊卑的心态依然是有着相同八的。

所以在文化沟通上，苏南和苏北实际上没有传说中那么巨大的差异，苏北人很容易地就能融合进苏南的生活氛围。

苏北人也许没有苏南人富有，也没有苏南人懂得现代生活方式，但苏北人明理，自爱、自重、自尊。

江苏的民风里不喜欢太出格的言行、性格，稍微张扬点的人，从孩子时代起，往往就被屡屡训斥为“舞扎”。亦不喜欢太浮夸的言辞，一个爱吹牛爱说大话的人，往往迅速在社会上丧失自己的地位。

无论是仕途还是商界，基本上一个人的“稳重、踏实、眼勤手快”是必备的晋升素质。

江苏人也喜欢嘴头甜的人，但仅仅限于对长辈的尊重、对同辈的客气，绝对不可以过度，过度的嘴甜的人常常会受到或明或暗的讽剌或者贬低，无论在文化影视作品中，还是民间风俗中，巧嘴的人都遭到人格上的质疑——巧嘴女人或者还有被宽恕的可能，一个嘴巴过度甜美的男人，简直是无容身之地。

民风温婉是江苏的一个特点，但温婉的脾气不是懦弱，不是没有正义感，只是不愿为一些小事作无谓的争论，宁可息事宁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江苏人是决不后退的。项羽带着八千子弟横扫中国，灭了暴秦。抗击清人，扬州十日，无不显示出江苏人的大义凛然，开放包容，外柔内刚的性格。

浙江人的性格是团结，有自知之明，不打无把握之战!浙江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历史上苏杭是中国鱼米之乡，文化之乡，高考之乡。

浙江靠近福建的温涌台，性格很像闽南人，敢拼敢搏敢闯，因地少人多，生活艰辛，只能组团出去闯天下，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抱团取暖，所以只要有温州人涉足的行业，一般都被温州人垄断，青出于闽，又胜于闽!

杭宁嘉，又不同于温涌台，更加大气，以战略见长，不屑于小商品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想超过苏州，金融想取代上海，政府大力支持，才有阿里支付宝，网易，娃哈哈，海康威视，吉利等等优秀民营企业，后劲比苏州，上海足。

浙江人是中国最重视细节的人，可以把生意做到极致，让竞争对手生无可恋。温州的一元打火机，阿里的九块九包邮，支付宝的一元理财，都是可以载入史册，成为世界商战的经典之作。浙江人比闽南人更团结，比江苏人更重细节，比上海人更加大气，才有今天四人斗地主，浙江人才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