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什么时候发生过鼠疫

东北鼠疫，又称1910年鼠疫事件，指的是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明末大鼠疫

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

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

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1894年香港鼠疫

1894年5至10月，在香港大流行的鼠疫导致2千人以上丧生，成为香港开埠甚至有记录至今最多人死亡的瘟疫，香港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直至1926年方才完结

伍连德扑灭晚清时期的大鼠疫,他拯救了什么地区

所有人都知道，烈性传染病非常可怕，在人类以往的历史里，因此而失去的生命如同恒河沙数，不可计量。

在所有的烈性传染病中，最恐怖的无疑就是鼠疫，当然，有时它另一个名头更为响亮——黑死病。

在过往的数千年岁月中，鼠疫有过数次恐怖的大爆发。

第一次，542年，源起拜占庭，遍及欧洲，肆虐地中海，前后二百年，死难者约1亿人。

第二次，1348年，源起意大利，疫情迅猛，流行欧亚，前后四百年，死难者约6200万人。

第三次，1894年，源起香港，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甚至澳大利亚州，死难者不计其数，仅印度一地，死难者即超过百万。

尤其是第三次鼠疫，这可是扎扎实实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可您有听说过吗？

想必是没有。

所有的现世安稳，都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1910年，鼠疫自西伯利亚席卷而来，两月不到，东北三省即宣告全线沦亡。大清的龙兴之地就这样陷入了病魔的统治之中，爱人不敢相语，父子不敢相见，霎时，人间炼狱。白骨露野，尸横四方，疫水横流。

东北三省，瞬间黑云压城。绝望与压抑，充斥着东北。

人民，渴望一个救星。

而立之年的政坛新秀施肇基危难之时，抢下重任，请求担当防疫大臣。满朝文武畏疫如虎，正巴不得有人接手这烫手山芋，见状自然是从谏如流，连声称善。人前大赞施肇基是少年豪气，人中龙凤，转头背地里，又不知道嘲笑了多少次不自量力。

总之，施先生临危受命，当下就去寻找良医一同前去东北。

“但愿人间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往日自诩是华佗再世的各个名医此时都视施肇基如无物，纷纷拒绝了施先生的请求，甚至拒不接见。

灵丹妙药，妙手回春，但那也得有命才行。

大家都乐意行医救人，可不想自寻死路。

难道，偌大的清朝，竟找不到一个不怕死的医生？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鲁迅”

所幸中国，从来不缺少让中国人挺起胸膛的脊梁。

时年31岁的伍连德毅然决然的接受了施肇基的请求，迎着逃难的人潮，一步深一步浅的赶赴疫区。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到达哈尔滨。

伍连德是何许人也？

很多人觉得第一留学生是容闳，但实际上，第一个踏入剑桥的华人，正是伍连德。数年后他离开剑桥，带着剑桥大学所授予的整整五个学位。

1907年归国，担任陆军医学堂监督。

中国首批的留学生，确实出了很多人才，但可惜，超前于中国的他们沉沉浮浮，最终都化作了历史中短短的一页记载，当我们翻看这些记载，甚至能听到他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回中国去！”

李鸿章搞洋务，容闳以为是新中国的曙光，兴高采烈的搭手，拼尽全力的奋斗，却发现不过是裱糊工作。

明治维新，容闳又以为是新中国的希望，再一次一次全身心的投入，不到一年，就被打击到片片崩解。

容闳将死时，曾对着两个在美国名声鹊起的儿子发出的最后心愿。火燃薪尽，代代相传。

中国的脊梁，就是这样挺立起来的。

伍连德亦是他们中毫不逊色的一员。

他们虽没有说，但他们的一生都在诠释着一句话。“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

初到哈尔滨的伍连德，所面临的局面是如何呢？

当时的东北几乎没有正规的西医医院，有的仅仅是民间的赤脚医生，还有不到十位正经医生。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没有像样的防疫对策。毕竟赤脚医生的脑中，并无基础的隔离工作的概念。

医生亦无药品可用，连医生都几乎没有，又怎么谈药品呢？更为艰难的时局是，此时正是12月底，春节将近，大批人将要回乡，大批游子将要归乡。

这意味着，一旦感染没有解决，则全国的流行不可阻挡。

伍连德发给后方的电报无奈的写道，医无素养，药无储备，财政紧缺，病无隔离，交通难止，焚尸难行。

这真是身处白地，要啥没啥。但后路已绝，唯有奋死而战。

在当时，医学界对鼠疫的认知还停留在鼠-蚤-人的传播模式中，医生们认为鼠疫是由鼠传人，只要灭鼠，即可断绝鼠疫。

因此，当地开展了劳民伤财而浩浩荡荡的灭鼠行动，但疫情却没有好转。鼠亡病未去，或许是灭鼠未净？伍连德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哈尔滨的冬天，动辄零下数十度，怎么会有那么多老鼠？

这时，助手告诉伍连德，傅家甸的一家日式旅馆的女老板刚刚染瘟疫而死，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

伍连德即刻动身，并不顾清廷禁止解剖的禁令，动手解剖了尸体，取得了重要的标本。他发现，在病人的心、肺、血液中有大量的鼠疫杆菌。而在三天后，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鼠疫杆菌仍在蠕蠕而动。

至此，伍连德得出结论，这次鼠疫是与众不同的“肺鼠疫”，通过飞沫传播，是人传人的模式。而非传统医生认为的鼠传人。

他即刻发电，请求政府配合管制。

伍连德已经找到了病毒的“七寸”，只要政府行动到位，拿下鼠疫，指日可待。

阴霾天空，豁然开朗！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很简单，东北此刻的话事人，并非是清廷。而是俄罗斯和日本人。

于是，嘲讽的一幕出现了，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伍连德，为了拯救东北，只能低三下四的去找俄罗斯与日本人。

遗憾的是，俄国与日本，尤其是自诩先进文明的日本，他们并不相信一个清朝的“赤脚医生”所言。

他们坚信，鼠疫是由鼠传人，只要灭鼠干净，即可解决。

疫情就此陷入僵局。变数的来临，在五天之后。

1月2日，法国医生梅斯尼来到了东北。他对待鼠疫的态度与日本人完全一致。甚至抢夺伍连德的防疫控制权。

伍连德无奈，向后方发出电报，再次重申了隔离患者，全城戒严的请求。

没成想，清廷很快准许了伍连德的申请，原因非常简单，此刻已经有人回乡，鼠疫蔓延到了关内，京师的大人们人人自危，只盼望东北人能全都安安分分的呆在东北。伍连德的对策，可谓是正中了大人们的心意。

刚刚就说过了，梅斯尼的到来，是东北防疫的转折点，他为东北的防疫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用他的生命为代价。

这位医生不相信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播，因此他穿戴整齐，配上了所有装备，医帽、医服、手套。

唯独没有口罩。

于是他死了，经过数日的抢救无效，死于俄方医院之中。

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伍连德的理论，各方开始积极配合伍连德的防疫工作。伍连德设计了价格低廉的口罩，颁布了一整套防疫措施，并且力排众议，大量焚毁了死尸。

上图_东北鼠疫中的外国医生，基本都不戴口罩

中国讲究一个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如今伍连德却要焚尸，这在当时遇到的阻力，实在难以想象。

所幸，伍连德没有退缩，力排众议，誓死一战。

尸体被顺利焚毁了。俄罗斯人迅速跟进。从此之后，死亡人数就直线下降。

3月1日，参与防控工作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在大厅中，静静的等待着，等待着。

时钟一左一右，发出机械摇摆的声音。所有人屏息而待，终于，十二点到了。

钟声响起，大厅中立刻响起了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已经有整整二十四小时，东北未死一人！未感染一人！

鼠疫，被征服了。

工作人员立刻奔走上街，高声呼喊！“我们赢了！”百姓走出家门，喜极而泣。

一日之间，教天地，换了新颜。

在这场浩劫中活下来的，当真是恍若隔世。四分之一的人死亡，这意味着，凡是东北人，无不有熟人病亡，无不有亲人逝世。

整整67天，伍连德即扑灭鼠疫。

随后，由伍连德牵头，全世界专家参与的“万国鼠疫大会”召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召开的学术大会。

从此，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

梁启超盛赞“科学输人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我们记得乱世相争的军阀，记得文如泉涌的文豪，甚至记得唱戏高歌的名角，却唯独忘了伍连德。

他毕生为我们所作的，我们无以为报，唯有铭记而已。

国士无双，伍连德。

详解中国历史上爆发过哪些瘟疫,及治疗他们的名医

说起“瘟疫”，在古代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几乎令人谈之色变。

因为古代限于医疗条件的原因，和防治等措施难以令行禁止，所以导致一旦某个地区爆发瘟疫，那么这座城的人几乎会死亡殆尽，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那么“瘟疫”一词最早来源于哪里呢？史料记载它最早出自《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其次有吕布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瘟疫在古代具体包括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这在以前是很难被药物可以治疗好的，中药只能起抑制作用。尤其是天花，古代小孩子一旦染上天花那基本上就是宣告死亡。恐怖的当属鼠疫，（又叫黑死病）其中最大规模的比如:明朝末年即崇祯十五年，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这场鼠疫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社会动乱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在吴中一代有个名医叫吴有性，此人精通医理，他在观察了很多病人的情况后，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医学认知，并且以中医药方治好了很多瘟疫患者，又著书《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推崇。

其后清末1910年在东北爆发的“肺鼠疫”也很是恐怖，这次鼠疫是因为两个俄罗斯商人感染后，在坐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带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和东三省爆发了历史上非常恐怖的瘟疫事件，这次鼠疫传染性极高，死亡时间也快。正好当时留学美国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受袁世凯之邀回国效命。他在得知瘟疫爆发后，不顾自身安危带人前往东三省开始治疗瘟疫。

当时医学界认为是接触到老鼠，和老鼠身上的跳骚传给人的，最高峰时哈尔滨一天死亡一百八十多人，可是，在日、俄专家建议下，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瘟疫还在蔓延，最后日本和俄国专家都束手无策。但是伍连德认为它的转播途径定然不是这么简单，他在解刨老鼠尸体和感染的人尸体后，认为他们是通过呼吸和空气感染的，他的理论首次推翻了传统医学认识，并且临时发明了“伍氏口罩”，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口罩首次的发明和使用。

但是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斥之为无稽之谈。法国人梅斯尼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不相信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因此他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拒绝伍连德戴口罩的防护建议，结果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梅斯尼就出现一系列症状，最后暴亡。梅斯尼的死，震惊了整个东北以及清政府，这个时候，伍连德的提议才得到清廷的信任和重视。

在伍连德的积极治疗下，开创鼠疫研究室，隔离治疗，通过中医和西医药理治好了东北的大鼠疫，被称为“国士无双”，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开创者等等光荣头衔。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历史上鼠疫首次大爆是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又比如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感染霍乱后，患者会无法控制地呕吐、腹泻，直至肠胃皆空，而因此引发的脱水使人肌肉严重痉挛、两眼凹陷，直到最后全身青黑，干枯得不成人样，痛苦地死去，情形极为骇人。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疗，从感染疾病到死亡，常常只有几个小时

其他如流感、天花、疟疾在古代爆发率更高，因为没有好的措施往往感染的人到处都是，而朝廷有时候为了防疫可能会把一座城的人困死在里面可谓是生不如死。单说魏晋时期前后爆发过77次瘟疫事件。唐朝三百年时间里，就爆发过二十多次瘟疫。明朝也爆发过不少于十五次。因战争和水患等而带来的瘟疫也是数不胜数。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最大十次传染性瘟疫，导致至少有数亿人死亡，社会和国家动荡不安，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虽然随着现今社会，人类科技进步很多疾病得以克制和治疗，像天花在20世界末已经被宣告被人类彻底克服，霍乱、疟疾也已经不在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了。时代进步了，人类对疾病的斗争却一刻也没有放松，从2003年的非典，后来的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猪流感，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无一不是瘟疫的代名词。人类进步的同时，又对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地球不是一个人的，是靠人类自己去维护的，人类的无知对大自然的破坏，随意猎杀动物，那么大自然报复了人类也是无可厚非。

在这里我希望人类自己可以爱护这个地球，共同营造美好的未来世界，为子孙谋福还一个绿水青山的大地，让病毒远离我们的生命，愿新冠病毒早日灭尽不在重现，国家经济恢复强胜。

清朝末年鼠疫是如何肆虐中国东北的

(⊙_⊙)每天一篇全球人文与地理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NO.1249-清末东北鼠疫作者：李团长制图：孙绿/校稿：猫斯图/编辑：养乐多鼠疫又出现了。尽管这种病已经多年没有在现代社会被发现，但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仍然时不时有对鼠疫的表现。那尸横遍野，药石罔效的场面，往往令观者不寒而栗。其实也不用多说鼠疫的病理特征，仅这一个「”疫”字，就足够让人对其闻风丧胆。对于西方人，这历史记忆可是够深刻的（图片来自《黑死病-第一季》）▼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东北大地上就曾爆发过一场规模空前的鼠疫，造成了巨量的伤亡。所幸在近代医疗和防疫手段的控制下，这场鼠疫最终竟被及时扑灭。清朝末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在日俄包夹的缝隙中，中国人的这场自救运动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源自俄罗斯的纯正疫情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瘟疫之一。由于其危害性远非其他传染病和一般疾病可比，一旦感染死亡率极高，因此鼠疫也被列为「”国际检疫的第一号法规传染病”。带有荧光标记的鼠疫耶尔森菌放大200倍（图片来自：Wikipedia@LarryStauffer）▼鼠疫和「”鼠”有一定的关系。鼠疫病原菌的宿主是啮齿目松鼠科的旱獭，而跳蚤则寄生于其。旱獭是学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俗名土拨鼠肯定就无人不知了。需要注意的是，俗名为土拨鼠的动物并不只是旱獭。呆萌可爱看看就好，想亲密接触还是不要了（图片来自：Wikipedia@Marumari）▼在旱獭之间，以跳蚤为媒介，一直流行着鼠间鼠疫。旱獭一旦感染鼠疫杆菌，细菌就会在血液中迅速繁殖，几小时到十几小时后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直至死亡，几乎是当场去世。因此有经验的猎人看到不明死因的旱獭，都会敬而远之，连别的旱獭也不敢碰那些横死林中的同类。跳蚤载体前肠中的大量鼠疫耶尔森菌这也是鼠疫的病原（图片来自：Wikipedia@NIAID，NIH）▼常年与动物打交道的猎户知道，这种疾病也会传染到人的身上，不出三日就会发病，若不及时救治，不日即亡。而且其传染性强，不但可以通过人间的直接接触传染，而且也可以通过使用的器皿把病菌传播至他人。被跳蚤咬后感染了鼠疫杆菌的一个孩子（图片来自：Wikipedia@JackPoland）▼清朝末年，中俄东部交界地带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流行性肺鼠疫灾害。而其爆发，正与人们对旱獭暴毙原因的无知有关。其实在此之前，清俄交界地带或多或少都发生过鼠疫地方性疫情。但由于东北人烟稀少，且猎人熟悉疫病情况，很少有大面积传播扩散的。远东对于俄国和关内来说都是偏远又寒冷的地方即使俄国人努力增加人口所建城市的俄国人也还非常少清朝则是长期将东北视为禁地在开放移民之前***也很少▼然而，到了19世纪末，大量外来者为了生计，纷纷聚集在西伯利亚草原及蒙古草原地带。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工作主要为矿工、伐木工、皮草猎人，他们在促进了清朝末年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群聚居规模，同时不择手段地猎杀动物，最终酿成大祸。皮毛资源是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扩张的重要动力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俄国要从清朝进口大量茶叶而所能出口的，最重要的便是皮毛（图片来自***@Kuerschner）▼一切要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的边境小镇达乌里亚说起。它位于今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为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紧靠后贝加尔斯克站的一个小站。后贝加尔斯克对面就是满洲里商人们在这里互通有无，微生物也搭了便车▼这里有一个叫张万寿的中国包工头，人们习惯称其为「”张把头”，经营着一处华工工棚。1910年9月的一天，工棚内的七人突然发病去世，死因未知，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后来的调查指出，这些人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感染了鼠疫的旱獭、外来猎人有过接触，成为了第一批大批量死亡的感染者。得到消息的俄当局反应迅速，前来烧毁了张把头的工棚，隔离了所有工人，并将他们的衣物及所有用品一并烧毁，作为消毒。至于生者，俄当局也给予了一些补偿，但要求他们尽快出境，不得污染俄国当地的卫生环境。反应迅速的俄国人对处理情况时刻关注着唯恐波及自身（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这些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名得到赔偿就沿西伯利亚铁路南线坐火车，在满洲里入境大清国，并住到了中国铁路界内二道街的张木铺。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这两名华工就相继在张木铺发病身亡。随后，此旅馆的旅客也相继感染疾病而亡。东北鼠疫，开始了。沿着铁路横扫东北人类对于鼠疫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种族、年龄、性别，感染鼠疫的几率均等。不过疫情也会因为生活和卫生条件的差别而有一定的差异，首发人群显然是以捕猎者、苦力、劳工为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拥挤的居住环境和恶劣的卫生状况则为病菌传播提供了温床。医疗卫生资源也是有的，但是很稀缺和不断流动的人口以及过大的空间面积相比想杜绝鼠疫的传播还是很难的（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随后，以有产农民、商人、军人、医生等为代表中产阶级染疫情况也开始陆续出现。他们是与劳工混居或在第一线抵抗疫情的人，但病魔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富裕而手下留情，人人平等只有在这时才能成真。身份地位在活着的时候才有高低之分在瘟疫面前，尸体放下面还是上面没什么讲究（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但总有些人更平等。比如当时混迹于东北的俄国人，因社区卫生状况较好，且在疫情之初就杜绝了华人进入，并采取了一些消毒措施，鼠疫死者的比例明显低于华人。对自己人的预防很到位（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而在华人圈子里，10月在满洲里爆发的肺鼠疫，旋即由大清东省铁路（中东铁路）蔓延及哈尔滨、齐齐哈尔（卜奎）、长春、奉天（沈阳）等处，再由铁路线继续向周边腹地扩散。此时的东北地区，三将军改省制刚刚完成，除了东三省几个大城市外，其他的府厅县州也受波及，并由城市发展至农村地区，并最终进入关内。顺着东北的铁路系统，在这广阔的东北大地鼠疫感到大有可为啊▼波及如此广泛的鼠疫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脱不离关系。近代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大量人口涌入的过程中，医疗服务设施并未及时跟进，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疫情爆发后，医生也只是按照中医瘟病的方法治疗，未能进行隔离，导致大规模的交叉感染，连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幸免遇难。医务工作者在抗疫的第一线更何况100多年前的防护服也没那么有用（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当时的一些固有观念也有碍防疫。比如中国人习惯于传统的土葬，但腐烂的尸体只会进一步恶化卫生状况，火化死者应是最有效的疾控手段。虽有西医提出此举，可由于强大的文化保守势力阻拦，火葬举措初期未能铺开。命都要没了，还困在保守文化里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也可以存活抛尸野外让传播更容易（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随着感染的继续，终于有疾控专家提出应切断铁路客运，逐点消灭感染区。可此时的中东铁路长春以北（东清铁路）由俄国实际控制，俄当局并不想因华人的疫病而牺牲短期经济利益，放任铁路客运。倒是对经营东北信心满满的日本人严控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客运，在客观上阻断了病菌大规模进入辽宁（奉天）和关内。铁路华工的一个集中隔离营（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中国人自己救自己在俄日两国虚与委蛇，互相扯皮的同时，法理上拥有东北***的清***却完全没了说话的资格。清***既缺乏威权控制东北的能力，也没有现代化的疾控医疗团队，只能任凭日俄两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制定防疫措施。而在这种特殊时期，防疫的旗号下往往还能隐藏着更多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包括东北***的逐渐丧失。如果你什么防疫手段都没有就只能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死去（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比如俄国军队就有所动作，在哈尔滨的新街区和码头设置防疫线，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也不准华工进入沿海州，并禁止乘坐东清铁路的列车，同时加派大量军队来到中俄边境。不过，俄国方面也没将全部中国人都列入禁止的对象，接受过检疫，并乘坐快速列车的高端华人旅客就不在此列，没人和钱过不去。更多的人就只能等死了？（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俄国方面同时也派出人员试图参与鼠疫的防疫，这时中国方面指出，哈尔滨的傅家店（道外）一直是中国领土，与俄方及铁路线无关，但俄方认为，这一地区虽***属中国，但与租界相邻，如不让俄人参与，恐怕会危及租界。俄国欲借肺鼠疫流行之机，加深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治介入企图暴露无遗。鉴于日俄对疫病的管控完全出于本民族和母国利益，指望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全面推广防疫措施并不现实，由中国人主导的一场彻底消灭鼠疫的大会战迫在眉睫。恰在这时，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监督的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并在此后指导了东北肺鼠疫防治工作。伍连德先生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也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图片来自：Wikipedia@理查德·阿瑟·诺顿）▼伍连德来到这里制定了一系列疫时社会制度，除了推动尸体火化外，还积极搜寻患者，采取的措施逐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本人还亲自上阵，和巡警一道，用铁腕手段搜寻患者，力求将单点感染区的危害降到最低。翌年春天，哈尔滨到了积雪融化的季节，又在野外相继发现因肺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社会恐慌情绪严重。伍博士的团队却不避危险，对遗体按规定流程处理，并同步新设中控现代医院以充实卫生事业，避免外国人的干涉。遍地尸体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只会加重疫情（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奉天、吉林以及关内等省份，也逐渐按照这一基本方法展开防疫工作，东三省总督设置的奉天防疫总局就是一里程碑。再往下涉及到地方，比如奉天省就推行了防治疫病和检疫（火车、海港）等一系列措施，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尽完善之处，但也展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于表彰在抗疫工作中的优秀贡献者（宣统三年：1911年）（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以这些措施为先导，晚清***甚至还从俄国和日本手中收回了部分检疫权，这对日后恢复中国对东北行使***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祸得福，一场疫病让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近代卫生系统，并促进了卫生知识在民众中的流传，让中国的卫生近代化向前大大迈出一步。向民众普及必要的防疫知识和处理方式对控制疫情和预防疾病等有很大作用（图片来自：dobrafotografija.blogspot.）▼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下，这场首发于东北地区的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终于在几个月内结束。罹难人数总计近六万，但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全国级别的大瘟疫。只是，救得了病人的晚清却没能救回自己。战胜东北鼠疫后不久，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化成了灰烬，千秋功绩只留待后人评说。参考资料：[1]孟祥丽.1910-1911年中国东北北部的鼠疫灾害与沙俄[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8.[2]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108-127*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封面图片图片©ThomasH.HahnDocu-Images

中国东北第区发生鼠疫的应对措施有何历史意义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

一

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

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

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

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

二

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

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

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

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

三

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

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

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

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

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

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